覺醒

1927年3月6日，黨國元老吳稚暉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閑談，在坐的有同為元老的鈕永建、民主人士楊杏佛和共產黨員羅亦農。吳問陳：“那末據你判斷, 列寧的共產, 行在中國要若干年呢？”陳答：“20年足矣！”吳驚駭至極：“那末豈不是國民黨的壽限 , 止有十九年 , 便要借尸還魂了呢！”羅責怪陳過于直白。舉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吳稚暉在前一日的日記中詳細記下了上一段對話，在聯絡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等元老后，于夜間進入蔣介石行營，游說蔣介石與中共翻臉。4月2日，有意避開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和同情者，致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要求查辦中國共產黨。

1927年4月6日，在列強支持下，張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權包圍并搜查蘇聯大使館，李大釗及其夫人趙紉蘭并長女星華次女炎華被捕，長子葆華恰巧外出，迅速被摯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護起來，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遠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離偵緝隊過近，藏于周作人家。由于李大釗是北京大學教授，社會各界積極營救，張作霖雖有列強支持與蘇聯斷交，剝奪李大釗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權庇護，但仍面臨很大壓力。為此他給北洋系將領如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吳佩孚、閻錫山等發電征詢意見，除閻錫山沒有回復，其余將領都主張立即正法。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亦給張作霖發來密電，建議“速行處決，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財閥和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支持下，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陳北李”之譽的李大釗于北京英勇就義。當日晚上，趙紉蘭母女三人被釋放出獄回家，但卻對大釗先生已經犧牲的消息一無所知。次日晨，李大釗的舅舅周玉春上街買報紙，看到了李大釗被處決的消息，嚎哭回家。《晨報》記者記述：“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加劇，以致臥床不走。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身為創黨元老的李大釗，身體力行，長期深入農工，就義后家貧無力打點軍閥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暫塋長椿寺，由警察看守 。趙紉蘭等人被強行遞解回河北老家，李葆華在周作人、錢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護下遠赴東洋留學。摯友白眉初（地理學家，最先在地圖上劃定南海“九段線”）本擬為大釗先生送葬；京師德昌杠房掌柜伊壽山雖平生“最恨共產”，卻敬佩大釗先生學問人品，只以半價出售柏木壽材一幅（古之帝王禮“黃腸題湊”就是柏木），并親自幫忙入殮；軍警不許，橫加干涉，伊壽山被捕，多方保釋方才出獄。

1927年6月25日，陳獨秀長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被捕，自稱是工人陳友生路過，轉托亞東書店經理汪孟鄒營救，汪請托胡適，胡適念及老友長子，攜汪請陳獨秀“老友”兼陳延年“老師”吳稚暉幫忙。當年陳延年在法國留學時曾受教于吳稚暉講授的無政府主義，后入中國少年共產黨，吳稚暉寫信與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恭賀其捕獲共黨“巨匪”陳延年，陳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陳延年被處決于龍華，4日汪孟鄒和胡適才于申報得知自己求錯了人，抱憾終身。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有楊虎致吳稚暉手書：“稚暉先生賜鑒:昨奉手教,過承嘉許,虎受寵若驚,敢不益加奮勉。逆黨奸惡,人天共憤。陳延年陰鷙兇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長者所示,第其狡詐百出,趨避多方,經虎煞費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員羅亦農被捕，21日于龍華英勇就義。

6月6日，陳獨秀次子、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的陳喬年于楓林橋英勇就義，陳獨秀長女陳玉瑩攜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為二弟收尸而不得。一年之內，長兄與二弟相繼被捕就義，玉瑩悲憤之下，于上海嘔血而死。

同年，東北易幟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權的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王振南被蔣介石賞識，以其處理李大釗之功勞，任命其為上海第一特區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辦公費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殺害了“龍華二十四烈士”，死難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黨首批53名黨員之一的何孟雄、左聯作家柔石等。同年新任司法部長羅文干聞聽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為同黨謀取，問于次長鄭天錫，鄭次長答曰“此蔣委員長之人也，不可輕動”。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費克勤檢舉，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費克勤之小姑母即費俠，1931年因顧順章叛變被捕，費俠被捕后亦叛變，后嫁與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早在“中東路事件”時期就被開除黨籍，后又被動成為托派分子，但陳獨秀仍然戰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線。雖然有章士釗為其辯護，國內外文化名人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釗夫人趙紉蘭攜幼子弱女登門拜訪李大釗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釗身后事。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適等人發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魯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陳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衛捐款1000大洋，為李大釗在北京萬安公墓購置墓地，并預留趙紉蘭之墓地。4月23日，我黨地下組織為李大釗舉辦公祭并送葬。《晨報》4月24日報道：靈前挽聯“為革命而奮斗，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婦女聯合抗日救國會送挽聯“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輩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張申府送無字布幛一付，僅在上款書“守常先生不死”，下書“張崧年”。由劉半農先生敬書 《故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李君墓碑》 ，惜乎不出數日，被軍警破壞。

5月28日，趙紉蘭病逝，被葬于李大釗之側，鑒于上月所書墓碑已被軍警破壞，劉半農先生再次為李大釗先生與趙紉蘭女士書寫墓碑，僅書諱字、籍貫、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認趙紉蘭女士為共產黨員。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執筆、魯迅先生修改標題及部分內容并署名的雜文《大觀園的人才》發表于《申報·自由談》，開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觀園里的壓軸戲是劉姥姥罵山門。那是要老旦出場的，老氣橫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褲子后穿而后止。當時指著手無寸鐵或者已被繳械的人大喊“殺，殺，殺！”那呼聲是多么雄壯。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個人才。這句話說的就是倚老賣老的吳稚暉，名為革命，實為民賊。

1933年6月18日，因長期協助共產黨活動和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加之九一八后批評國府不抵抗政策，楊杏佛與其子楊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藍衣社（軍統前身）特務暗殺。特務從四角對汽車射擊，彈如雨下，司機當場身亡，楊杏佛身中三彈仍將楊小佛死死保護在身下，附近汽車行的外籍雇員貝柯克聞槍聲趕來營救，總算是保下了楊小佛。楊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業的支持者，曾營救過被捕的陳賡、丁玲、廖承志等人。兩日后，魯迅先生不顧特務威脅，走出家門參加公祭，并送挽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變。據陳獨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隨者濮清泉后來回憶，消息傳進監獄的高墻后，陳獨秀托人準備了點酒菜，先斟滿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又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1937年8月23日，國民政府以“愛國情殷”為由，提前釋放陳獨秀。蔣介石以朱家驊為使，提議供給每年十萬元，由陳另行組黨并出任勞動部長，被陳言辭拒絕。

1937年9月10日, 張聞天、毛澤東致電林伯渠, 提出了對陳獨秀等人的原則：“ (甲 ) 我們不拒絕同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 。 (乙 ) 在陳獨秀等托派分子能夠實現下列三條件時, 我們亦愿與之聯合抗日 。 (一 ) 公開放棄并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 并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 。 (二 ) 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 (三 ) 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 (丙 ) 至于其他關系,則在上述三條件實現之后, 可以考慮。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等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理論時，陳獨秀就已經與托派遠離。董必武作為中央特使勸說陳獨秀寫檢查回歸延安（王明回憶錄中稱當時中央已準備接納陳獨秀回歸，具體不可考），但彼時王明等人已回國，秉承共產國際“肅托”旨意，又慮及陳獨秀長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論界和知識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資歷太老，于是在報刊上誣其為“漢奸”、“日本特務”。陳獨秀也慮及自己年齡太大、資格太老，回歸了不僅無法為革命做貢獻反而是黨的累贅，于是拒絕。又因長期宣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被自詡“世界主義”的托派開除。革命三十年，書生陳獨秀最終回歸書生。

1937年12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在重慶開始辦公，各路要人聚集上清寺。據汪偽要人心腹、漢奸金雄白在回憶錄中提及“有一天，汪氏在重慶上清寺的官邸宴客，與宴者都是中樞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談論到當前的局勢，人人為了累卵之危，情緒不免有了些沖動。突然，座中被人視為政壇上泰山北斗的黨國元老吳稚暉，趨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無限悲戚，無限激動地對汪氏說："救救中國吧！懸崖勒馬，能救中國的也只有你了。怎樣去結束這不利的戰事，你有你對黨國的責任，不應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這樣袖手旁觀下去！"汪氏為吳氏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錯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離座對跪，彼此握手欷歔。闔座看到這情形，沒有一個不為這悲涼的場面所感動，有人甚至于隨著泣下沾襟。當時唯一看到這戲劇化的場面而感到高興的，是汪氏尚在稚齡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過她父親下跪，她還真以為是席中酒后的馀興呢！事后汪夫人陳璧君還責備汪氏說："滿堂賓客，相對長跪，像是在做戲，還成個什么體統！"汪氏長嘆了一聲說："這老頭子倒是為國家，他既然那樣的做，難道教我仍獨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嗎？"”汪精衛后來投敵叛國某種程度上還有吳稚暉“這一拜”的功勞，不過汪精衛沒想到的是，等他真的當了漢奸去“和平反共建國”了，吳稚暉又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寫了《《賣國賊是世界上最丑惡的毒物——汪精怪夫婦因學 二等娟妓而甘之》一文痛斥汪精衛。汪精衛固然丑惡，吳稚暉似乎也不能例外。

1938年7月，陳獨秀避居重慶江津，靠朋友接濟和為報紙撰稿為生。抗戰軍興，民力維艱，昔日老友或困頓如斯或閉門不納，陳獨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難。叛黨的張國燾受蔣介石、陳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來饋贈巨款，均被拒絕。

1939年1月17日，李大釗摯友錢玄同在北京因腦溢血逝世。抗戰軍興后，北平諸多大學南遷，錢玄同因肺結核不良于行，留在淪陷區為了守護北大與日寇斗智斗勇。因李大釗長女星華欲攜帶弟妹奔赴延安，錢玄同四處奔波籌措資金并變賣李大釗昔日藏書，盛世古董，亂世黃金，多方奔走為老友盡最后一份心意后，終于病重逝世。三子秉穹，與同學游戲“桃園結義”，行三且體壯，故稱“三強”，玄同聞之，大笑撫然，遂許三子改名“三強”，后留學法國，受教于諾獎得主小居里夫婦，為新中國兩彈元勛

1942年5月27日，隱士陳獨秀病逝于江津，當地士紳百姓不顧特務壓力，為其送行。吳稚暉歡欣送挽聯：思想極高明，對社會有功，于祖宗負罪，且累董狐尋直筆；政治大失敗，走美西若輩，留楚口如斯，終輸阿Q能跳梁。上聯稱贊其學術成就但稱其數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聯則說其跟阿Q一樣，是個跳梁小丑罷了。倒是與陳獨秀同為鄉黨，同為辛亥義士，同為新文化運動旗手，同為創黨元老，同為革命獻出兩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遠走江湖的高語罕送的一幅挽聯評價精到：喋喋毀譽難憑！大道莫容，論定尚須十世后；哀哀蜀洛誰悟？彗星既隕，再生已是百年遲。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作《“七大”工作方針》的報告。毛澤東這樣評價陳獨秀：“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么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同時也指出：“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后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吳稚暉從廣州避居臺北，距當年與陳獨秀閑聊不滿22年，國民黨已是兵敗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備司令部第三大隊特務副隊長閻錦文在楊虎的指揮下營救出了民主人士張瀾和羅隆基。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上海即將解放，楊虎自知國民黨大勢已去，決定投誠。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軍管會決定，亞東圖書館停業，所有陳獨秀及托派書籍一概沒收、銷毀。從汪孟鄒1903年在蕪湖創立科學圖書館，到1913年在上海創立亞東圖書館，歷經半個世紀的亞東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魯迅先生曾在《華蓋集續編》中贊之為“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汪原放是汪孟鄒之侄，由陳喬年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這家小小的出版社雖不像商務印書館那樣知名，但是卻出版了中國最早的采用現代標點的古典小說、中山先生之《孫文學說》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國》雜志初發行、校對印刷《新青年》（《新青年》是群益書社出資，校對印刷以及合訂本的版權均歸亞東）、中共中央最早的機關報《向導》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鄒保存至建國后上交國家。同年，這位近代史上絲毫不遜于張元濟的出版家汪孟鄒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吳稚暉病逝于臺北，骨灰撒入金門海域，蔣介石送匾額“痛失師表”，立半身銅像一座，該銅像于蔣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紀念堂。

1955年12月，潛伏上海6年有余的劊子手王振南被發現，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公審大會，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執行。

1958年，楊虎長期不滿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饑荒初現，海峽對岸蔣介石叫囂著要“反攻大陸”，于是寫信與蔣介石，稱此時絕佳時機，自己可充內應，托日僑帶出。此信于海關被截獲，法庭上楊虎仍是十分囂張，矢口否認，鐵證如山之下，被判死緩。1963 年2 月，念其年老，抗戰和營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無期徒刑。1966 年3 月在 北京復興醫院病故。

1963年，因吳稚暉百年誕辰，立連基座達四米以上銅像一座紀念，于臺北市敦化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處建立，成為當時臺北市的地標之一。該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吳稚暉銅像因政治氣候變化，以阻礙交通之名義拆除，另行安放于臺北士林至善公園，時任臺北市長國民黨人吳伯雄聲稱“不拆除圓環反而使偉人銅像背著交通混亂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圓環能改善交通就該去做”。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銅像以及相應的吳稚暉銅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紀念堂的吳稚暉半身銅像回歸江蘇武進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陳獨秀誕辰140周年之際，陳獨秀紀念館于故鄉安徽安慶開幕。

劇作水平大概倒退了三十年。

但是不妨礙《覺醒年代》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

尤其是像我這種對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物不太了解的觀眾，看完本劇，能對在民國初期蓬勃發展的新文化運動有一個比較感性的了解。

不過，我其實是被魯迅出場的鏡頭吸引才真正開始追這部劇的。

人血饅頭的典故，只要是讀過《藥》的人，看完這段戲都會有切膚感受。

新文化運動在這種國民群體性麻木食用人血饅頭的背景里顯得尤其重要。

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本劇被塑造出了一種文化人的天真和執著，要打倒舊文化，要提倡全員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要“二十年不談政治”，而李大釗，則被賦予了和工人階級打成一片的重任。

巴黎和會山東要被劃給日本的時候，陳獨秀發現不談政治不行，想要在當時軟弱的國民政府撐起的中華民國下談解放思想基本是個空談，新文化運動雖然意在解放思想，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支持，這種解放思想毫無實際操作空間。

所以中國共產黨成立了。

這部戲把一群愛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過程描寫得很細致，這是我認為它值得一看的原因，而更有一些鏡頭剪輯手法走了一種快速蒙太奇切換，比如青年太祖出場的鏡頭，簡直像一部隱喻極強的啞劇。

《走向共和》結局的時候是張勛復辟，而《覺醒年代》剛好和它做了銜接，陳獨秀和李大釗一起進入北大供職的時候，正好遭遇了張勛復辟。

本來它們大概可以一起成就中國近代歷史劇的典范，但是《覺醒年代》顯然遠遜色于《走向共和》。

我對《走向共和》里有一個鏡頭印象非常深刻：李鴻章在不得不去簽署馬關條約之前，在家中慢條斯理的細嚼慢咽一只三黃雞。

對比《覺醒年代》里中國幾位外交官在巴黎和會現場就像打了雞血一般的愣頭青表現，天壤之別。

《覺醒年代》劇本最大的問題是把那個年代的人拍得過于激情澎湃了，就好像每一次普通的對話都是在作革命演講，旁邊有無數個攝像機錄下來要作證據一樣。

二十來歲的大學生激情澎拜，三十來歲的老師們激情澎湃，五十來歲的校長還是激情澎拜。

不過有一個角色脫離了這種千篇一律，辜鴻銘。

辜鴻銘的那篇《中國人的精神》的演講，簡直全劇最佳。

“你們的辮子是無形的，留在心里。”

這部戲很多演員的表演都像在朗讀，讓人很出戲，但辜鴻銘沒有，他簡直就把一個精通八國外語但不肯剪辮子的清朝遺老形象活靈活現的表現了出來。

可惜他是一個戲份非常少的配角。

本劇還有一個巨大的缺陷是配樂，動不動就宏大的音樂起，讓人時時懷疑時不時劇作實力實在太差演員實在沒辦法好好演出水準，只好讓音樂來填充這種劇作上的弱勢。

但是無論如何，僅僅當作了解歷史的劇來看，還是可以一看。

騰訊愛奇藝雙平臺播出，但是跟隨央視的播放節奏，時時停播，所以遲遲沒播完，想看可以一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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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長沙的大雨傾盆而下，他一向是喜歡雨的，曾經和自己的好友蔡和森一起夜游雨中的麓山腳下。但是此刻，他沒有什么心思在雨中作詩填詞，那是李后主等人愛干的事情，他曾經鄙夷之。

不單單是他，長沙城中的很多人，大抵都是不喜歡雨的。所謂的細雨潺潺，春夜喜雨，此時此刻，很多人都是顧不上的。他也顧不上，這雨無法像蘇東坡所說的那樣，何妨吟嘯且徐行，他此刻正跑得比兔子還快。

這自然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得好好護著身上所捧著的至寶，也得盡快趕到好友家里去，那里正有許多人在等待著他。

而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勞苦大眾在雨中，也有著各自的事情要做：

在他出現的那兩分鐘鏡頭里，一開始，鏡頭掃到了街上各自形色匆匆的行人。地上有一個乞丐，衣衫破爛到難以避體，可是他好像已經完全習慣了，正從身前的碗里掏出一丁點的蠶食。

泥濘的道路上，有小商販、牽著老牛走過的農民，還有聲勢浩大的軍閥隊伍穿過。

街頭一側有三個小孩子，眼睛里空洞而又迷茫，看不到對未來的一丁點希望。在這些小孩子身旁，還有人在吆喝著：

“賣孩子啦！多乖巧的孩子。先生要不要看看。”順手就攔起路邊經過的一位趕車伙夫。

鏡頭又一轉，落腳到了另外一位少年身上。身著西裝，打著領帶，吃著三明治，悠然地坐在一輛西方車輛里，看著雨天街上所發生的一切。

樓上還有魯迅筆下的看客正在目睹著這一切，其中不乏資產階級的少爺和小姐。

那幾位正在被販賣的小孩，此時難掩淚水，哭了起來，可是淚水無法改變任何結果。

車里的小孩吃三明治，車外的小孩正在被販賣。

這一切的一切，不公、壓迫、富貴、罪惡、窮苦、迷茫，都被他盡收眼底。他抱著手里的至寶正在趕路，可是眼神卻又分明了看到了眼前的種種。

也許從那一刻，或者在那之前，他便已經看到了，并決心拯救他們。

鏡頭同時好幾次又落腳到了他手里的至寶，用油皮紙包著，如果不是因為這點東西，像這點雨，根本不至于讓他用如此腳步趕路。他一向熱愛下雨天。

他所認為的至寶，便是《新青年》雜志。好友蕭子升笑著說：“你這幾本東西倒是好，可是你這幾個月怕是只能喝西北風了。”

在《覺醒時代》里，他出現的那兩分鐘，已經有了未來幾十年中國革命走向的雛形了，而他后來的孤獨，其實從此刻也已經開始蔓延了。

曾經跟他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在這兩分鐘鏡頭以后，便已經開始陸續分道揚鑣了。有的傾向于無政府主義，有的對君主立憲則情有獨鐘。即使在學習和借鑒的角度來說，大多數志同道合者也更傾向于去法國學點什么，只有他自始至終都堅信，中國的問題只能身處在中國的土地上，才能看的更為透徹。

在這之后，陸續開始有人犧牲，其中不乏他的摯友和親人，甚至導師和伴侶。即使有活著的，也終身旅居海外，即使1949年他站在了那里，這些幾十年前，因為信仰之爭和理念之爭離他遠去的朋友，也沒想過再和他重拾曾經的那段友誼佳話。

歷史從來沒有如果，自然也不會有假設，如果蔡和森沒有犧牲得那么早，他的晚年未必會如此孤獨，孤獨到有的時候連個談天說地的朋友都沒有，但對于那些正在被販賣的小孩子來說，對那些乞丐來說，對那些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人們來說，對那些生活里沒有出現過希望的人來說，這種假設甚至從來不會提起和談及。苦難了那么久，不公了那么久，幸虧在那一剎那，他抱著幾本《新青年》雜志從雨中的長沙街頭疾走了過去，幸虧那些雨中的景象都被他看到了，否則，大多數人的命運，即使在幾十年后，也不會有一絲改變的機會。

多少人對民國常懷向往，覺得大師層出不窮，名伶佳話頻出。可如果真的投胎到了那個時代，成為在雨天坐在洋車里吃三明治的少年的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呢？恐怕絕大部分人都是街上趕路的行人，甚至會是被販賣的小孩和路邊的乞丐。

對他和那一代的志同道合者來說，從1921年開始，已經習慣了犧牲和離別，有些離別更是在不經意間成為了永別。

而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現在的很多已經具備話語權的人，并不滿足于自己有錢有權，他還要想辦法讓別人沒錢沒權。對這些人來說，普通的有錢有權已經滿足不了他們了，他們還需要控制的思想，妄圖讓別人永遠安穩地停留在貧困的階層，這樣自己才可以在俯視的角度上，得到極大的滿足感，自己得到的金錢和權力，才不會喪失它本來的意義。

可是他卻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說階層的話，他的父親毛貽昌曾經是發達過的，他也曾經是米商的兒子。可是當糧食被搶的時候，他關心的反倒不是自家的利益是否受損，而是別人的糧食夠不夠吃。

再說后來的離別與犧牲，原本也是沒必要體會那些痛苦和無望的。他的本事，如果不是為了街頭的那些乞丐和孩子，如果不是為了讓社會更公平，隨便拿出兩三分就足以活得足夠瀟灑了。他可以成為那個時代的自媒體大V，或者像魯迅一樣用手中的筆就可以讓自己過上優渥的生活。士農工商，他早在20歲就體會過其中的大部分行業了，并且取得了足夠的成果。

他本可以成為像坐在西洋汽車里吃三明治那一類的人，衣食無憂，但偏偏選擇了他的對立面，并且甘愿承受這種選擇所給予自己的沉重代價。

為了這種選擇，他背負了一生的代價。

想到曾經有一段時間，對他有過深度的誤解，而且我想有很多人都有過這個階段，后來真的明白的事情多了些，能看到更多事物背后的本質了，終于長呼了一口氣：

他不完美，但他依舊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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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科舉只需要通過考試就能成為人上人，事實上這個東西是極度依賴整個帝國系統運行的。當系統本身出現問題時，大家都得死。到了民國，連科舉都沒了，于是只能自創一種叫民國大師的職業，假裝維持自己是統治階級的體面。

辜鴻銘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是了，所以他不假裝，所以他真實。雖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辦，但他不偽裝。剪個辮子趕跑皇帝就能改變，這是自己騙自己。蔡元培假裝自己清醒，到27年的時候終于撐不下去了，412就有他的一份血債。陳獨秀覺得自己找到了辦法，但家家酒不長久。

改變生產關系，實現社會大生產。這是27年后我黨至今真正做到并且一直在繼續做的事情。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學黨史是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認同，而不是焦急地思考我是誰卻忽略了社會生產。

清末民初的知識青年是不可以也不能夠與今天的學生們對標的，他們本質上是一群明清士人階級滑落后的遺民。《覺醒年代》是一部好劇，但我要說，它最好的地方是明確寫清楚了當時這批「遺民」們的生存和精神狀態，因為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明白近代史以來我黨的作用和地位。

這里說遺民，本質上是指代明清帝國覆亡后，無論是通過科舉還是功蔭都無法進一步完成社會身份構建的一批人。他們曾經是明清士人，是明清帝國給予了他們政治地位，但現在全都失去了。所以不要只認為鄭孝胥和康有為是遺民，蔡元培和陳獨秀照樣是遺民，只是后二人在試圖在舊有的帝國社會結構中采用新的社會運行辦法。所以鄭孝胥和康有為早早被淘汰了，蔡元培先失敗了，陳獨秀后失敗了。

同樣的，大家耳熟能詳的毛澤東1915年時寫的那首詩：「何以報仇？在我學子！」盡管無數人都在感慨他早在這個時候就產生了強烈的愛國熱情，但如果真的熟悉明清社會結構的話，才會更深刻地理解這種愛國熱情。這個熱情可不是憑空產生的，否則為什么從1840年要等109年才能建立新中國？抗戰為什么是我黨作為中流砥柱才能進行全民族動員？

答案其實是，在1915年，盡管毛澤東的經濟身份依舊是富農的兒子，但他的社會身份已經跳出了這一層。事實上，從1909年毛澤東考上東山小學堂的那一刻起，他的社會身份就發生了改變。

千萬不要以為當年的小學堂就是今天的小學。在義務教育沒有普及的情況下，甚至說在明清社會結構沒有被真正動搖的情況下，小學堂，尤其是這種新式小學堂，事實上就是由蔡元培這樣一批人所構建出來的，只不過蔡元培在北京，一些人在地方。

仔細查看會發現，東山小學堂是由當地士紳出資捐建，并且在建設過程中受到新疆巡撫劉襄勤、湖南巡撫陳寶箴、清末榜眼黃自元等大量明清帝國士人的協助的。

換言之，東山小學堂本質上是科舉行將就木后，一群遺老試圖尋找的新型明清士大夫預備役模式。民國大量的人才都從新式學堂出來，這批人本質上是明清士人階級滑落后試圖維持階級再生產的產物。

同樣的還有周恩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是一個東北的小學生就能直接有清晰意識的嗎？人都是社會的產物，不要貶低，也不要神化。周恩來能夠說出來這句話，不僅僅是因為他具有強烈的主觀能動性，還因為他的社會身份。

這是周恩來年輕時在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所說的，這樣一個學堂事實上也說明了周恩來被家族所寄予的希望。而周恩來的出身則更加反映了他作為明清士人的社會身份，這一點在以前寫周恩來時詳細寫過，這里不再贅述。當然，對于毛周的異同，下文也會提及。

所以《恰同學少年》和《我們的法蘭西歲月》這些劇，實際上拍的都是明清士人在科舉被廢后，為自己、為階層和為國家尋找出路的過程。所以這些劇昂揚、積極，而《走向共和》則表現的是已經通過科舉和功蔭完成了政治身份的一群人在帝國暮年的掙扎，所以這部劇低沉、哀鳴。

所以《覺醒年代》是部好劇，好就好在它不僅體現了帝國覆滅后已經通過科舉獲得政治身份的人群在民國初年的自傲和膽怯，還體現了已經沒有機會參加科舉的青年人們尋找新出路時的沖動和執著。

青年，是一個很奢侈的東西。尤其是一百年前的青年。

我們繼續說回毛澤東，在接連讀完東山小學堂、湖南第一師范（歷任監督王先謙、郭立山、陳樹藩、譚延闿、劉人熙、瞿宗鋒、王達、王鳳昌等都是當時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五人為進士出身）的他，按照軌跡，畢業后本該是去楚怡小學教書，而楚怡學校本就是由教育家陳潤霖籌建的。換言之，毛澤東此時已經完成了社會身份的初步改造，成為了士人階層的一員。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本質上就是明清士人遺老中試圖重歸社會身份秩序的一部分人，這一點要牢記。

于是我們不妨再思考一個問題，當時北大的畢業生，他們畢業后本該是干什么的？

答案是在明清社會結構的基礎上，過渡到北洋政府的秩序中，成為北洋政府與各地督軍政府中的一員。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那么毛澤東為什么要選擇去北京？為什么一群人要選擇去留法勤工儉學？

答案是明清社會結構并不足夠本質，因此盡管看起來可以以士人身份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但士人身份是虛假的，階級地位是晃動的。換言之如果滿足于此，那等待的結果只有慢性死亡。

當毛澤東進入到這個社會結構中，他已經完成了階級身份的躍遷。所以毛澤東可以跟章士釗借款，他也可以成為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

只有當我們真正理解了他們這批人所處的社會結構和環境后，才能知道他們當時對于階級資源的認同和索取是以一種怎樣的機制發生的。

什么叫階級身份的躍遷呢？指的是他可以以這個社會身份在社會上完成以他個人階級無法完成的社會交換。階級身份躍遷取決于給你分配資源的系統。但階級是否躍遷，并不取決于你自己。

所以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所帶來的不只是我黨的建立，還有國民黨的改組。事實上兩黨黨員的社會構成、兩黨的社會基礎都沒有太大差異。

五四的本質不是反傳統，而是給明清青年士人們以古典的方式登上舞臺。而我黨和國民黨都提供了這個渠道。換句話說，把五四視作時間的分水嶺是有道理的。一幫無所事事的遺老子弟找到了安置他們的辦法。

但剛才說了，明清社會結構不足夠本質。翻譯一下就是，這個分配資源的系統并不足夠有效。再翻譯一下就是，這個系統本身就要出問題了。

看出它要出問題的，是一批又一批人。這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歷史。但用這個模型后，大家可以對當時的社會結構有更深的認識。在這套模型中，說白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一句話：重構階級身份。

我們學習黨史，學習馬克思主義，一定要清楚，看事物要去了解本質，而不是立足于概念。當我們上文中已經說了那么多明清士人后，我們一定要弄明白，明清士人是什么？他們是不是天然就該存在的？

答案顯然是否。

宋元明清所謂的士，是沒有武裝堡壘的。這幫所謂的士，是明清帝國給了這幫人一種古老的稱呼，而給他們稱呼的方式就是科舉。事實上在武裝堡壘消失的那一刻，士就已經沒了。古代的士有土地，有武裝，有人事權，有司法權。這樣的人才有資格被叫做士。注意，還只是有資格。有被朝廷承認的資格后才能叫士。這樣的人可以天然地自我生存，因此他們是與朝廷帝國對話的小共同體，所以他們是士。

到了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國，一群人頂著對漢唐帝國的COSPLAY，假裝自己是士。在這個世界全球化運行初期，還可以相安無事，但到了一百年前，想繼續偽裝自己是士，那可就辦不到了。

辦不到怎么辦？那扔掉它。

要扔掉的不只是科舉，還必須扔掉因為科舉而塑造出來的社會身份。

1927年，明清士人階級滑落后試圖通過舊有再生產從而分配的一切嘗試，在陳獨秀的手中最終宣告失敗。失敗的標志則是蔣介石（軍隊）與汪精衛（黨務）矛盾的徹底激化，南昌、南京和武漢，哪個才是國民政府的首都？

1927年，明清士人階級認同被一個人徹底拋下，他上了山，他選擇了直接參與社會生產，自己給自己分配。那座山叫井岡山，那個人叫毛澤東。

所以為什么27年上山才是有意義的？因為山上的生產是實打實的，而在國民黨內的國共合作是虛的。因為沒有槍桿子，更沒有政權。很多人對主席的這句話只看到了前三個字，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權。

所以為什么主席要上山時，無論黨內黨外都有很多人對他的行為表示不滿？歸根結底是主席選擇了一種和宋元明清不一樣的玩法。這是一種什么玩法？你看看岳飛就知道了。當宋元明清的科舉強行給社會分工造就了文武分野時，不事生產的人群就隨著士人的增大而越來越大，最終在民國時期徹底宣告失敗。

說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再問一個問題：為什么是毛澤東？

一直強調毛澤東這個人天降偉人是唯心，我們一定要唯物。

唯物的結論就是：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沒有階級身份認同，尤其沒有明清階級身份認同。

別看他去了東山小學堂，但當時去東山小學堂的，都是士紳家庭內部子弟，他是被破格錄取的。而他的被破格錄取，一方面固然和天資聰穎有關，另一方面也離不開他父親或者說他家庭。

他家的成分是富農不假，但這是一個會搞股票的富農家庭。農不農，商不商。

傳統士大夫，他不是；傳統農家子弟，他不是；傳統明清文化，他不是；傳統邊疆文化，他不是；新式留洋學子，他不是；新式買辦，他不是；兒子，他不是；父親，他不是。

上文說了，我們會比較一下毛和周。這里就比較出來了。毛澤東腦海中本質上就壓根不存在對明清社會階級身份的認同，所以他「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所以這套東西在27年不行后，他立刻選擇了直接去找社會生產的本質。

他自己的身份認同是復雜多變的，或者說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認自己，而不隸屬于某一個特定的階層，所以他團結大多數階層。這是充滿辯證的。

任何階級躍遷，都是在擠別人的生態位。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別人會覺得他們是大老粗。新中國成立，很多人認為是農民進城。但他不一樣，他不服從這套階級躍遷的方式，他改變了這套方式。

改變的第一個辦法就是土地革命。

在這里我要再次強調：土地革命不是農民起義，而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革命。

農民起義是改朝換代，是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復仇，搶大戶，屠城，建立一個新的周而復始的政權。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是把人和土地的生產關系改變，給地主們重新活下去的機會，讓地主不再來。

矛盾本質不是人和人的，而是人和土地的。反動派不是道德上的術語，只是在政治話語中被道德化了。反動是一個哲學名詞，本質上是反運動。反運動，所以沒有主觀能動性。

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復仇，馬克思主義是提供一個完整的階級再生產過程。我黨建國時是同時拯救了地主階級的，兩千年來只有我們給地主階級活下去的機會，過去的改朝換代都是直接殺了。馬克思主義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必然無法解決自身再生產。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地主，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資本家，而最后我們會解放自己（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無產者）。

好了，這里提到的是第二個辦法，在完成了土地革命后，打破甚至打碎階級認同。

我們以一首著名的歌曲《小芳》為例。這首歌說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與農村女性發生了愛情的故事。

《小芳》這首歌的對象是誰？答案是小芳。那么小芳是失語的嗎？答案可能很反直覺：不是。這是一個非常容易被人忽視的點，這個點意味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稱呼本身，不是單方向的矢量。

什么是單方向的矢量？這八個字，主語知識青年，謂語上和下，賓語山和鄉。但事實上歷史結果是什么？就如很多知識青年得到了思想升華一樣，結果是山和鄉反作用改造了知識青年。

這個結果大家是很熟悉的，那么放在小芳身上呢？謝謝你給我的愛，今生今世我不忘懷。謝謝你給我的溫柔，伴我度過那個年代。李春波在寫這幾句話時一定是非常真誠的，但這種真誠事實上也蘊含著另一層意思：在這樣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互動過程中，小芳們一定也獲得了什么。你站在小村旁。

于是我們發現，我們往常的對話視角事實上始終是知識青年視角，但我們的話語文本卻是在二者之間游動的。這種游動的結果是什么？十七年人口，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在上山下鄉的過程中，事實上獲得了精神原始積累，完成了第一代身份土改。而精神汲取之前的情況是，十七年人口在共產主義的理想中，實際上卻不能真正從精神上做到這一點。

思想升華不是，你經歷了什么就一定會升華的。思想升華一定是，你經歷了什么，把你原有的積累轉化了。

所以當知識青年們看到小芳們時，他們終于承認了自己，于是他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所處的階級，才能真正完成他們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

有一個反例可以作證這個觀點，反例是《血色浪漫》里的秦嶺。這是一個反小芳。

秦嶺在精神上的始終不屈服，讓一個叫鐘躍民的人自始至終無法完成精神的原始積累。于是改開后，鐘躍民瘋了，他成為社會上最上躥下跳不安分守己的那個人。

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小芳們。十七年時期她們其實在物質上被剝奪了，卻依舊默認了人民公社這樣的范式，而同樣的，上山下鄉這種有方向性的詞匯的產生，讓小芳們真正意識到，她們是誰。不然你無法解釋改革開放初期大家對包產到戶的熱情與向往。她們通過對李春波們的無私給予，獲得了她們想要的東西。她們想要什么？她們想知道她們自己是誰。但她們無法通過自己理解自己是誰，所以李春波們告訴了她們，盡管這個過程是慘痛的，是充滿對彼此的傷痕的。

后來呢？小芳們的孩子進城了。進城后的小小芳們，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這就像什么呢？像在莫斯科飯店看到鐘躍民的秦嶺，驚慌失措。像看到鐘躍民進監獄一定要救他但最終一定會和富商跑的秦嶺。只有這樣，秦嶺才能真正從精神上告訴自己，她可以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了。

總結一：

革命之前是什么？是你這個人的物質有階級局限性，精神也有階級局限性。你的一切都沒有被解放。革命之前，事實上是人的一切都在束縛在由資源分配而帶來的秩序中。核心是分配的不同。是為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不是一定會流血，對于個體的革命是什么？所以地主怎么才能被消滅？答案是地主和農民都活不下去。所以農民起義是農民起義，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

換言之，如果不存在人和人新的交換方式，那舊的交換方式（生產關系）（人與土地），就永遠會留著。鬧革命，鬧革命。革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一定是將一樣事物轉化成另一樣事物的過程。它必須要有原始積累。

之所以說過去的人清楚知道自己，而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說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說吃飽了撐的。這些不是在說退步，它是客觀進步。

物質原始積累有了，精神原始積累也有了。后現代人人有病的本質是物質原始積累不足以轉換成精神原始積累，于是必須通過有病（非秩序）的方式獲取精神原始積累。于是，越有病的人獲得的也就越多，相對獲得的也就越少。物質積累增大，于是精神積累不足，于是精神積累需求增大，于是物質積累需求增多。

總結二：

階級（經濟身份）與階級認同（社會身份）的錯位，事實上是從宋元明清開始就發生了。

這種錯位來自物質輸入的單向與精神輸出的單向。而這樣的兩個單向所產生的巨大矛盾，則構成了漫長的時間里錯綜復雜的社會交換帶來的社會矛盾與社會運動。但移動互聯網所帶來的，是精神輸出的混亂。這就意味著身份錯亂不只是二重了，而是多重了。一個人身上可能會有許多種不同的階級認同，一會兒你覺得自己是小資產階級，一會兒你覺得自己是無產階級，等等。

多重的身份階級錯亂背后，我們要把握的，依舊是社會生產的單向輸出，只有明白了這一點的人，才能真正獲得客觀階級與身份階級的統一，從而明白自身的歷史使命。身份土改本質上是發生在個體身上的自我階級斗爭。一個人身上可能同時具備多個階級屬性，這在移動互聯網城市形態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反映為一個個體的自我覺醒。人身上可能同時存在對立階級的情感，而對立階級的情感來自一個人在不同階級中會獲取不同的階級社會身份。這些階級身份在一個人身上是矛盾的，它不像過往那樣明確且一致。

所以才會有大量的廉價的文藝作品，它們并不需要內在完全邏輯一致，只需要局部自洽就可以獲得大量擁躉，只需要輸出部分價值觀就可以被大量認可，哪怕它的另一部分事實上是反對這部分價值觀的。

所以才會有大量的資本家，經常表達自己越有錢精神世界越空虛。這是必然的，身份的自我認同已經將他們對賺錢的精神目的改變了，那他們其實甚至不配被稱之為資本家了。

在完成了以上兩個總結后，事實上我們就可以回答最一開始的問題了。

看《覺醒年代》也好，學黨史也好，是為了什么？

答案當然不是直接對標。對標是無意義的，社會結構、時代背景都有根本的不同，簡單的COSPLAY是沒有意義甚至有害的。

答案當然也不是看個熱鬧。一切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都來自人本身，我們在觀測和學習人的生產時，是沒有辦法置身事外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是真正理解社會生產。是真正清楚，既然宋元明清社會結構已經瓦解，既然過往的身份認同已經失去，既然新的身份認同已經在這百年里由我黨逐步重構，那這一系列事物真正給予我們的，其實是構建與當下甚至未來的社會生產相對應的社會身份。

而《覺醒年代》里的幾乎所有人，他們像什么呢？用一首歌的歌詞來說就是：

「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剛剛早一百年一個世紀。是否終身都這樣頑強地等，雨季會降臨赤地。」

總書記說，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這句話不是輕飄飄表達的，人民事實上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政治概念，而我黨在這一百年的篳路藍縷中，對人民這一身份的不斷新構建，讓人們可以獲得自身的物質世界，可以安放自身的精神世界，從而展望未來，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誰、在社會生產中貢獻了什么獲得了什么」這一永恒的本質命題。這才是我們學習黨史最重要的事情。

謹以此文獻給仍在迷失的或曾經迷失的1874們。我愛你們，你們愛我。

來公眾號「書林齋」（Kongli1996）、微博「孔鯉」及豆瓣「孔鯉」。

歷史課本版面金貴異常，多少影響人類發展進程的大人物也僅能有立錐之地，新文化與五四運動中的領軍人物：陳獨秀、蔡元培、胡適也各自只有寥寥的幾張標簽，基本都是扁平的二維紙片人。

《覺醒年代》之所以獲得贊譽，除了導演運用詩意鏡頭、節奏調度的功力強，讓全劇始終能點燃觀眾情緒，更在于編劇塑造人物的技巧十分嫻熟且足夠接地氣，他把三位的性格折疊面在細節中徐徐展開，使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事件成為了有溫度的人的往事。

想聊聊他們，還因為這仨有個非常巧合的一個共性：陳獨秀出生于1879年，蔡元培正好大他一輪，胡適小他一輪，都屬兔，也是為啥他會稱蔡為“狡猾的老兔子”，新文化運動當時亦有“三兔鬧北大”的說法。

01 陳獨秀你怎么什么都要跟別人不一樣啊？

陳獨秀出生在安徽懷寧縣，原名“陳慶同”。

呵，同是不可能同的

父親和祖父去世很早，后來的主要撫養人——母親慈愛大哥溫吞，這樣的家庭構成使得他較少受到舊式父權的約束，能自由恣意地釋放天性。

成為了一個從小到大一直特立獨行——且很筍的同志。

真·陳毒筍

十七歲考科舉是為了敷衍母親，拿到考題覺得十分不通，于是“ 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

“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

后來考鄉試，備考前看到有個胖子拿著自己的得意文章在考場上踱來踱去還念念有詞，

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叫到：“好！今科必中！”

他像看新鮮一樣出神地看了人家半天。

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并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后十幾年的行動。——《實庵自傳》

動不動罵人的習慣延續一生，后來創辦了《新青年》更是有了用武之地，一篇討舊檄文《文學革命論》，滿紙都寫著兩個字是“妖魔”！

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惜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爾流產。 此十八妖魔輩，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稱霸文壇。……“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頗有些孫猴子的架勢。

新舊錯雜交替之際，現代性來襲，激蕩的時代潮流需要這樣一個激烈的叛逆者集結合力，撐起這個節點。

獨秀們幸運地生對了最需要反骨的時代，世界已準備好接受他們的本能噴涌而出。

02 貓臉團寵胡適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這是一個一輩子不愿意給周圍人看一個臉色、不愿說一句讓別人不舒服話的全乎人。

永遠掛著接納對方的“我的朋友”式微笑，既愿與世界和睦相處，欣然融入其中的能力又很強，是獨秀們的反面。

孟鄒兄無處安放的小手手

張愛玲曾形容他：

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

年少時有不少散發人間煙火味的荒唐小嗜好（打牌捧戲子打茶圍喝花酒）、金錢方面既慷慨又抱著自信的流水態度，這樣內心一點不擰巴、人生態度寫滿積極二字的人，釋放不了太多黑色能量，作品犀利深刻程度難免就又不如樹人們，這也是為啥迅哥兒的文穿透力極強，篇篇氣勢洶洶地直沖著人晦暗的心窩子里去，而胡適的文對比之下就顯得手下留情許多。

這點小時候深受好脾氣的母親影響，看多了舊式家庭里妯娌間疙疙瘩瘩的日常負能量交換，覺得“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這樣的人際交往原則指導下，胡適的好人緣簡直爆棚，家里永遠高朋滿座，對各類社會人士包括販夫走卒通通來者不拒。

1958年，歷史學家何炳棣曾在他臺灣南港新居作客6日，然后問他：“胡先生，據我揣測，您生平醒著的時間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會客，對不對？”

胡適想了想，說大概與事實相差不遠。

即使晚年因反對威權主義與蔣介石幾近決裂，在心臟病突發猝然辭世后，那個公認氣量狹窄、僵硬且無趣的人，仍然評價他“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并獻上那幅著名的挽聯，曰：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03 都說你蔡元培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蔡元培最著名的身份當然是教育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一手把北大送進一流學府行列。

這八個字看上去春風拂面的很溫潤，在當時各種思潮割據的薄弱共識基礎上實則難于上青天，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絕唱。

蔡元培22歲中舉，25歲經殿試點進士，成績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國統考第三十七名，而且人家家里還是做小買賣的，還不是家族積累了好幾代的所謂書香門第。

少年得志的真學霸。

然而他雖為體制中人，屬既得利益階層，性格卻十足熱血，看到清廷在甲午戰爭庚子大劫中接連被毒打，逐漸從崇尚維新走向教育與革命并舉之路。

當時的小蔡最佩服肝膽照昆侖的俠士譚嗣同，認為革命只有兩個途徑，一是暴動，二是暗殺。不僅自己制炸彈搞恐襲，還干過一件特別豪氣干云的事情。

蘇報案后鄒容慘死于獄中，他冒著殺頭的危險從化人灘荒冢地義莊偷出遺體，在愚園中公開追悼。

暴力元老&最強校長，這兩個南轅北轍的標簽神奇地互洽在蔡元培身上。我一直覺得國民黨是個有暗殺情結的組織，根子搞不好就在蔡元培這幫人的光復會這里——它的前身是陶成章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專門行刺清廷要員和慈禧太后。五四運動期間，北大掀起了那么大波瀾，北洋政府倒蔡意愿那么劇烈，臨了也沒能動他分毫。

畢竟這樣臉上堆笑嘴上客氣卻黑白兩道通吃、桀驁如辜鴻銘和周樹人都拜服的社會校長，惹不起。

電影公眾號：東門捷徑小V

有點不一樣的影劇深度長評，沒事兒的話，可以關注一下鴨~(づ￣3￣)づ╭?～

上來就看到這條私信和無數扣帽子的評論，看起來豆瓣用戶中還是有不少高中政治不過關的朋友，至今沒學會“世界不是二元對立的”這么個簡單的道理。

看完以后改一下評價，我承認這部作品不止一星但我痛恨它這投機取巧的拍法，公正地，我給三星，憤怒地，我給一星，這一星全給建黨篳路藍縷和演員愛崗敬業，至于導演和編劇連一分都不配。

1. 這劇演技出色但臺詞做作，演講場景太多，講話內容也全由金句和空頭口號等無助于梳理實踐路線，

2. 這劇構圖布光和化妝出眾，但濫用蒙太奇，濫用長鏡頭，濫用配樂，與《邪不壓正》一樣是40分鐘高潮40次，不是音樂高潮就是鏡頭高潮，

我把這些毛病歸結為一個共同的原因：這是一部編劇與導演全無真情、全力以傳播為制作目標、浪費演員浪費攝影浪費觀眾真情的、投機取巧的爛片。

起初我覺得可能是導演和編劇水平有限，但我看過法蘭西歲月和歷史轉折，我不覺得覺醒年代相比另外兩者，時間跨度更大了或者需要覆蓋的重要事件更多了導致他甚至全無節奏把握的能力。

忽然這天我好奇的查了B站的剪輯和微信視頻號，無處不在的“前方高能”，“白月光”，“名場面”，我忽然發現看全片時感到空洞的口號和濫用的蒙太奇在剪輯里觀感甚佳。

噢，明白了：是的絕大多數人真的沒空看完全片，十多集每集半小時的影視號介紹就已經很長了，這些單一集里出現數十次的無上下文的口號和配樂的激昂和蒙太奇，在更廣為傳播的短視頻平臺上，在年輕觀眾喜聞樂見的影視劇混剪里，倒成了不同up主差異化創作的素材。這個人專剪路線之爭，那個人可以專剪心剛白蘭，C又可以剪延年喬年，甚至剪沒幾個鏡頭的潤之。總之無論剪誰，都一定能從原片里找出一大堆慷慨陳詞、情緒鮮明的素材，一大堆真情流露或性情中人或保持童真的素材。

覺醒時代不是在好好拍劇，是在拍短視頻素材庫。歷史的考究，演員的艱辛，優秀的鏡頭和煽情的配樂，一切照著傳播學理論來，無法吸引眼球的就不重要了，在短視頻里看不出的問題也不重要了。一段恢宏磅礴的歷史在這個“制作”中僅僅是這群導演編劇的……嗚呼。

我不認可這段歷史可以被以如此敷衍自私的方式講述給我們的后輩，我們也不該是通過“30分鐘看完高分神劇覺醒年代”這種靠加調料引人下咽的消費主義殘次品而熱血的人，我們應該是睜大眼睛耳聰目明的新青年。

所以這片，就他媽不配五星。

－－－－－以下為原評價－－－－－

已經是第n部被非現場收音和格式化的配樂毀掉的優質國產劇了。 這些年已經看過太多這類演技過硬、鏡頭初顯工業化、情節編排尚可，卻被配樂毀掉的正劇作品了，從大秦帝國到大江大河到山海情，私以為大秦帝國和大明王朝1566目前依然是最好的，北平無戰事和走向共和次之。 要么，我建議參照電影制作方法，為每位角色創作一首主題曲，在應用時根據具體需求變調，參見《雙峰》。要么可以創作一首有辨識度的影片主題曲，根據人物和場景變調，參見《星球大戰》。要么干脆盡量減少配樂充分把空間交給演員的表演，參見《出租車司機》。 像現在這樣于觀眾而言全在意料之中的配樂，空有音量，該演講必高潮，該列強出場必陰森，該嬉笑必輕快，講述理想時必悠長，打擾觀眾又毫無存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