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不是愛情是犯賤
我感覺花120元買了三個多小時的不痛快。
宣傳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價值觀啊,我還以為俄羅斯是一夫多妻制……真是嚇死寶寶了。
我絕對不是那種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學家,相反,我很看中“追求真愛”。可是可是,只為小三寫詩集,帶著小三住進妻子的娘家,這究竟是搞什么鬼……
托尼亞溫柔有趣,在惡劣的環境下努力讓家人開心地生活。
拉拉呢,她就是個小賤婊啊,那的確不是強奸啊。撅著鴨子嘴,一臉“我好單純,給我錢給我庇護,不要欺負我,不要拋棄我”的表情。我看著真的好惡心。
還有日瓦戈,除了做了幾年志愿軍醫外,一輩子還有一點兒可贊頌的嗎?
2 ) 從《日瓦戈醫生》到《白俄伯爵夫人》
巧得很,先帶丫頭一起看了《白俄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沒經歷過苦日子的女孩子,不能想象昔日沙俄時代榮華富貴的伯爵一家從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流亡到十里洋場的上海灘,何以頓時陷入食不果腹、寢無尺榻的絕境,必得依賴年輕的伯爵夫人強顏歡笑在魚龍混雜的舞場掙幾個瑣碎銀兩才能過活。
如何跟她這個年齡的孩子解釋呢?沒有經歷過貧窮年代,甚至在課本上也少有接觸近代史的90后,眼看就要進入成年。蜜罐子里泡大的他們,想當然以為生活將按原樣保持下去,若果真有什么改變的話,總歸會越來越好的,進步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嘛。
只是生活之路有時候未必總是坦途。父母可以用最深最多的愛來幫助孩子,孩子可以用最大最多的努力來實現理想。那么,這理想看來并不難實現了,如果,如果夠幸運,如果你恰巧生活在一個太平盛世,一個與動蕩、戰爭、毀滅無關的年代。這樣一想,又重溫了一遍《日瓦戈醫生》。
日瓦戈醫生是不幸的,因為他的理想他的追求甚至他的愛好都與所處的巨變年代格格不入,即便聊以謀生的一技之長,在那個時代大潮中也使他失去的更多。他的不幸起初看來并不那么令人悲傷:幼年失去慈母的男孩,幸得母親閨蜜收留,成為莫斯科富裕家庭的一分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成為懸壺救世的杏林新秀,與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冬妮婭共結連理,詩意人生竟成令人艷羨的生活常態。那是1914年一戰前,或者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
那個年代的日瓦戈是志得意滿、青春飛揚、滿懷理想的,為什么不呢?在他看來,美好的人生是需要表達的,用詩的方式。表達心靈的文字最易引起共鳴,甚至喜愛與崇拜,因為對美好的向往是人之常情。喜歡日瓦戈詩歌的,有很多年輕人,雖然這些年輕人并非個個都有看起來美好的、值得歌頌的生活。比如17歲的寡婦裁縫之女拉瑞,比如拉瑞的男友、激進的青年學生帕沙。幾個互不認識的青年人,在當時唯一共同的連系是詩歌——日瓦戈的詩歌,并不知道日后大時代的浪潮會將幾粒似乎永無交匯的細沙強行沖刷到一起,彼此都體無完膚、傷痕累累。
十月革命!劃時代的十月革命!沙皇俄國變成了蘇維埃共和國,俄羅斯變成蘇聯!正從一戰對德鏖戰的冰天雪地里撤退的俄軍,就地后轉成了蘇維埃紅軍。隊伍里有當初志愿加入衛國保家行列的隨軍醫生日瓦戈,有當初滿懷新仇(妻子被沙俄時代惡人凌辱)舊恨(組織游行時被沙俄騎警砍傷)報名參軍的帕沙,有千里尋夫變成戰地護士的拉瑞。
日瓦戈只想回家與妻兒團聚,只想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拉瑞只想找到丈夫一起回家與女兒團聚;帕沙不一樣。對于帕沙,這是一雪舊恥、報仇雪恨的機會,為了這個目的,有什么不可以舍棄的?甚至名字。
可是改了名字的帕沙并不能完全擺脫過去。瘋狂地接革命之名殺戮并不能釋放他心底的仇恨。偉大的革命,因著一些狹隘之人的齷齪心理在偏離正軌的同時也失去了更多的人心。
6個月革命隊伍中互相合作的醫護關系在日瓦戈和拉瑞心底種上相互傾慕的種子,或許在日瓦戈還有一絲憐惜(在目睹幾年前拉瑞被欺凌憤而槍擊惡人后)、幾分吸引(對詩對美好生活的熱愛)。這樣的愛以戰友之間友誼的形式存在,直到雙方分道揚鑣各奔自己的家園。
還有家園嗎?革命委員會帶著13家房客以共產的名義住進昔日的大宅,主人家還要千恩萬謝的,要知道只有這樣才能改造剝削階層的思想與生活方式。昔日金枝玉葉的冬妮婭卷起袖子開始操持家務,始終不忘給愛人、孩子、老父一個微笑時,總讓我想起流亡到上海灘上的伯爵夫人索菲亞,女人的毅力與堅忍只有在逆境中才有完全展現的機會,雖然這樣的機會幾乎沒有哪個女人去刻意尋求。
莫斯科呆不下去了。日瓦戈同父異母的兄弟早早走上革命道路,已然是莫斯科城里小有權力的警官。一直在暗處觀察的哥哥對日瓦戈的詩歌也是喜歡的,只是限于身份不能表達。革命需要的是慷慨激越振奮精神的吶喊呼號,那些風花雪月鴛鴦蝴蝶的無病呻吟、小資情調,統統見鬼去吧。
血液里一定有什么支配著哥哥為日瓦戈一家弄來了出城的通行證和車票,三代四口扶老攜幼開始向遙遠的鄉村避逃,心里是充滿希望的:偏遠小村里有昔日的度假屋,只要能容得下四口人與世無爭地生活,別無所求。
旅途的辛苦與沿途目睹的慘景語言無法表述,與紅軍高官帕沙的不期而遇讓日瓦戈深深擔憂起拉瑞的命運。這一程的終點與拉瑞生活的地方并不遙遠,兩個互相牽掛的人是不是能重逢呢?
鄉下一段桃花源般的日子雖然物質上貧瘠,但至少一家人可以相互廝守。窗外盡管冰天雪地,屋內卻是其樂融融。再過幾個月,日瓦戈和冬妮婭的第二個孩子就要出生了。新的生命總會帶來新的歡欣吧。屋外的黃水仙迎風搖擺,生活似乎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在鎮上的圖書館里,查詢資料的日瓦戈與再次尋夫到此的拉瑞不期而遇。大概這就是宿命吧。有些人注定是要重逢的,哪怕經歷再多的分手。好像有些受潮的火柴棒,第一次未必能點燃,但只要你堅持劃下去,總有一次盡情的燃燒。
心和身在冬妮婭和拉瑞間游走煎熬,絕望的處境絕望的人們只有互相安慰才可以鼓起生活的勇氣吧。這樣并不公平,對任何一個愛你的、你愛的女人。日瓦戈在妻子和情人間必須做出抉擇。好,就在這個下午讓事情有個了斷吧,讓自己回到賢惠善良的妻子身邊,和命運多舛的拉瑞分手吧。這個世界上,你不可能去愛所有愛你的人們,信不信由你。
天意弄人!一場道別讓日瓦戈失去了不止兩個女人,還有所有的家人。半路上被跟蹤他很久的游擊隊劫持為隨隊醫生的日瓦戈,連道別的機會都沒有。兩年的游擊戰中目睹了無數的死亡,牽掛的終是最愛的親人。終于可以鼓起勇氣逃跑了,千里冰封的荒原上,一個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男人向著家的方向用足印丈量大地,偶爾見到同樣逃難的孤魂野鬼,為什么每個人看起來都好像他的冬妮婭、他的薩沙、他的岳丈啊……
終于走到鎮上了,家人沒有了,又逃回莫斯科了。拉瑞還在,一心守望著。從冬妮婭托拉瑞轉來的信中,日瓦戈得知家人都逃亡到了巴黎,境遇和流亡到上海灘的伯爵一家大約相似。
山河破碎風飄絮,家人零落雨打萍。日瓦戈只有和拉瑞相依為命了。在這段日子里拉瑞是日瓦戈的繆斯,是日瓦戈一切靈感的源泉。厚厚的冰雪似乎擋阻了小屋外世界的一切,在白雪保護的水晶宮里,日瓦戈沉浸于愛與詩的美好……
雪終有融化的時候,蝸殼也有大難當頭的噩運。當日瓦戈再一次不得不與拉瑞分手后,剩下的還有什么呢?帶著一付疾病纏身的骨架,一個千瘡百孔的心靈,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在蘇維埃哥哥的照顧下,回到醫院工作。
即便昔日懸壺濟世的他,也不曾料到街上一個酷似拉瑞的身影讓自己枯死的心靈仍然激動不能自持,繼而引發心肌梗死,緩緩倒臥在與拉瑞幾步之遙的街頭。他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他與拉瑞有了一個女兒,雖然這女兒早早就失蹤了;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的那些曾經被喜歡、繼而被蔑視、但最終又受到正視與歡迎的詩歌,在拉瑞與他哥哥努力下得以面世流傳。
而他自己呢?像一粒灘上的砂石,經歷了無數的沖刷、磨礪、踐踏,被巨浪無聲無息地吞噬。只有他曾經在歡笑時、痛苦時留下的一句句淺吟低唱,在風平浪靜的夜里,伴著月亮,在一些亮燈的窗口回旋。有沒有一個夜晚,這些詩行能找到他遺失的一粒粒珍珠,將它們一個個穿起來,帶回他心靈安息的地方與他團圓?
3 ) 林國華《靈魂世界的裝飾品,政治世界的緘默者》
按:想為這部片子寫幾句話,但是看了林國華的文章,覺得沒有必要。牛人就是牛人,不服不行。
19世紀的俄羅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謂“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養一種在他們看來極其低賤的文化,一種一個民族藉以克服命運與暴力的威脅并體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種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經籌建過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這種文化,19世紀的俄羅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諷刺性地沒有文化
1994年秋,我進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讀碩士學位,跟樂黛云和劉小楓兩位先生研究19世紀俄羅斯文學與宗教哲學中的末世論問題,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們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極端神秘主義二元論的神智論大師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爾的4卷《哲學史演講錄》中所占篇幅僅次于康德和斯賓諾莎。別爾嘉耶夫的精神傳人舍斯托夫(Shestov)給我至深印象。
作為19世紀末的俄羅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樣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猶太啟示思想,那樣毫無節制地詆毀理性和世俗的哲學與政治生活,那樣公開地縱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廣為流傳的神學隨筆集《在約伯的天平上》、《曠野呼告》、《雅典與耶路撒冷》以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尼采的對比研究中,他對斯賓諾莎的道德義憤是罕見的,僅僅因為后者建議思想者“當談論人世間時,決不應當譏諷、悲哀或詛咒,而應當首先去理解”(《政治論》1.i)。
猶如當年的摩西站在猶太子民的流亡路與肥美的迦南地之間一樣,斯賓諾莎發現自己作為一個猶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與未知的現代之間。“當談論人世間時,決不應當譏諷、悲哀或詛咒,而應當首先去理解”,這項關于思考習性的建議,對于斯賓諾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它關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過把猶太民族的思想習性從漫長的弱者的道德怨訴轉變為對公正、理性和堅韌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熱愛,斯賓諾莎試圖把喪失了獨立與自由的猶太民族從屈辱的神學-政治命途中解救出來,并且以安靜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虛榮好戰且屢戰屢敗的“神的選民”身份安頓在現代的人類世俗史中。
在這個意義上,斯賓諾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記”(New Exodus)的副標題。
斯賓諾莎的這句格言遙遙呼應著羅馬帝國晚期哲學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亞式的堅韌:“這個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瑣屑的,我們之所以決定還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為它還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問題》,vii.31.2)。和帝國斜陽中的塞涅卡一樣,洞察人世的斯賓諾莎同樣表達了一種堅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來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們所希望的樣子去想象這個人世(《政治論》I.i-iv,《神學政治論》,序言)。
俄國人舍斯托夫對斯賓諾莎的道德義憤的源頭并非他本人聲稱的所謂圣經的啟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猶太人的俄羅斯民族的歷史處境。不是去試圖改變自己民族的悲慘歷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慘歷史當成引人于沉淪的審美迷醉與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劇,這才是舍斯托夫神學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紀俄羅斯文人思想傳統的精髓所在,這就是通常所謂的“受苦的俄羅斯靈魂”,它其實不過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東正教的末世論神權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爾曼極端二元論的神秘神學(埃克哈特大法師、雅各·波墨、黑格爾)的大雜燴。
“俄羅斯靈魂”從“受苦”中誕生,最后竟然以“受苦”為崇高歸宿,它滋養了一個沒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視“服從”,也不獲“保護”,它津津樂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卻無往而不在身體和靈魂的枷鎖之中,從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別爾嘉耶夫,一直到布爾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發明了典型的俄羅斯式的“撞墻哲學”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紀的俄羅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謂“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養一種在他們看來極其低賤的文化,一種一個民族藉以克服命運與暴力的威脅并體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種千秋萬代的歲月洪流中的萬國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種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經籌建過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這種文化,19世紀的俄羅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諷刺性地沒有文化。正像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結尾所展示的:一個厭惡戰爭和政治的高貴的俄羅斯詩人孤獨地慘死之后,葬禮上的吊唁者卻絡繹不絕,作者旁白道:沒有人比俄羅斯人更熱愛詩歌和詩人了。請問,世上還有什么反諷的味道比這更加苦澀的呢?19世紀的俄羅斯文人沒有一個不厭惡政治文化,但卻沒有一個不在談論救度國民,他們往往被自己精心編織的高貴的民粹謊言感動得痛哭流涕,自以為他們和俄羅斯國民魚水深情(如果我沒有記錯,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學史中,19世紀俄羅斯文學作品是最濫情的,無聊的貴族的淚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國民蜂擁而起,砍斷他們的脖子的那一剎那,他們才意識到,他們錯了,整個19世紀都錯了。從來沒有哪個民族的文人像19世紀的民粹派俄羅斯文人那樣,自以為替民眾立言,而實際上卻又離民眾那么遙遠;最終把這兩個群體連接起來的不是文人的同情與憐憫的文字,而是民眾憤怒的鐮刀和斧頭。———文人的文化除了用來裝點自己“曠野中”貧乏粗糙的靈魂以外,不但無助于救度國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紀的俄羅斯是文化的俄羅斯:俄羅斯給了文化以曇花一現的生命,而文化卻沒有拯救漫漫苦難中的俄羅斯。俄羅斯文人的命運提示我們,文化可以裝點一個盛世中的國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貧乏無味的靈魂,但不能被用來救國度民,因為它自身不具備此等國民政治大業所需要的材質。
1994年秋,我進入北大的時候,北大校園仍然彌漫著1980年代文化啟蒙熱浪的最后一絲余熱,據說那是某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的余脈,那個傳統叫做“文化救國”。袒露在那絲熱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個問題:有“救國”之音,必先有“亡國”之相,然與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國百廢漸興,救國之說又從何談起呢?好在那絲熱浪漸去漸遠,世相雖然不定,但學院眾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從,讀書只是個體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啟蒙的集體偉業;成就此等偉業自有他人他途!身為文人,在對紛紜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對自身的文化職業的有限性的意識中,耕耘自己的園地,做一個安靜正義的國家公民,這是文人自身的啟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國”,但卻一定能救得了自己。——“這一切原本都甚好。”
現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陰流逝,世相依然紛紜不定,有的東西已經死去,有的東西還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運使然,“人的一切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又有什么益處呢?”我此時感到,當年我從塵封中喚醒的并不是我曾經自以為是的所謂有著鮮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遠都不該去打擾的亡魂,古老的命運命令它們對陽光下的必死人世緘默不語。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后來的人也不記念”,因為那出自塵土的,必將歸于塵土,那已歸塵土的,則不該再看到陽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臘美婦人海倫曾經預見到自己死后將會成為后世的歌題,而我們的文人們則應該做好不被后人記念的準備。
———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什么“救國文化”,文化就是文化,靈魂世界的裝飾品,政治世界的緘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將死去。凡以文為生者,都當如斯賓諾莎那樣感知到命運所給予的平凡。
4 ) 冬妮婭的來信
影片中令人難忘的不是日瓦戈和拉拉,而是善良美麗的冬妮婭。影片對她的結局沒有任何交待。
為此找小說看了幾天。場景龐雜,結構散亂,描述和對話冗長(一段話常常十幾行甚至半頁;作者習慣借助人物對話來敘述故事,全書三分之一以上篇幅是對話),人物眾多,人名撲朔迷離 (名、父名、姓,女人婚后改姓,昵稱、渾名、綽號 )。 俄國文學讀起來煞是費力。
日瓦戈醫生失蹤(被抓去游擊隊當醫生)后,家有老小又有身孕的冬妮婭的驚恐和煎熬難以言狀,連拉拉都不忍說給日瓦戈聽。后來,政府征招冬妮婭的父親(教授)回莫斯科就職。在書的后半部,冬妮婭一家被驅逐出境。離開俄國前,冬妮婭給日瓦戈寫了一封信。
尤拉:
你知道咱們有女兒了嗎?我們給她取的名字是瑪莎,為了紀念你的母親瑪利亞?尼古拉耶芙娜。
另外一件事情。立憲民主黨和右翼社會黨人中的一些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教授,梅里古諾夫、基澤維杰爾、斯庫瓦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你舅舅尼古拉,我父親,以及我們其他人,正在被驅逐出俄國。
這真是災難,特別是你不在我們身邊。但我們必須接受。還好,我要感謝上帝,在這可怕的時代對我們采取了這樣溫和的驅逐方式,我們的遭遇原本還可能會更糟。如果你在這里,就可以跟我們一起走。可你在哪兒啊?我會把這封信寄到安季波娃那兒。如果她能找到你,會把信轉交給你的。我很痛苦,政策是讓咱們一家人都出國。如果上帝憐憫,找到了你,是否也會讓你出國,
我真的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放棄過相信你還活著,相信一定能找到你。我的愛告訴我一定會是這樣。我深信,也許到那時,到你出現的時候,俄國的環境變得溫和多了,你能夠弄到一張單獨出國的護照,我們又能在同一個地方相聚了。我這樣寫的時候,并不相信這種幸福能夠實現。
所有的問題在于我愛你可你卻并不愛我。我一直尋找這種結論的意義,解釋它,證明它。我進行自我反省,對我們共同生活過的日子,以及對自己的認識都審視了一遍,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來這樣的不幸。我有一種感覺,你用不友善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從哈哈鏡里看我一樣。
可是,我愛你呀,但愿你能想像出我是多么愛你!我愛你身上一切與眾不同的東西,好的壞的都愛。我愛你你平凡的個性,它們費凡的組合在我看來如此可愛。你的臉龐因你獨特的思想而愈顯高貴,如果沒有這種內涵可能顯得并不英俊,你那無與倫比的才華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力。所有這些對我都彌足珍貴,我認識的人中,沒有誰可以跟你相比。
你知道嗎,即便你對我來說不是這樣珍貴,即便我不如此愛你,即便我還沒有認識到自己冷酷而窘迫的真相,即便是那樣,我仍認為我愛你。不愛是一種多么令人難堪無情的懲罰啊! 僅僅出于對這一點的恐懼,我就不可能承認我不愛你。不論是我還是你,永遠也不會明白這一點。我自己的心會向我隱瞞,因為不愛有如謀殺,我決不會給任何人這種打擊。
雖然一切都沒最終確定,但我們極可能到巴黎去。我將要到你小時候到過,爸爸、舅舅在那兒長大的遙遠異鄉去。爸爸向你問好。舒拉長高了很多,雖然他的長相算不上十分好看,但已經是個結實的大孩子了;每次提起你時,他總會非常傷心地大哭,怎么哄都哄不好。我寫不下去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見啦。讓我給你祈禱,求神賜福給你以后的日子,賜福給我們無止境的分離,賜福給隔著試探和茫然,賜福給你漫長而黑暗的道路。無論何事,我都不指責你,我不會責備你。照你自己的意愿生活吧,只要你一切安好,我已滿足。
在我們離開離開烏拉爾之前,對我們來說,它可真是個可怕的致命的地方,我對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已經相當了解。謝謝她,在我困難的時候她一直守在我身邊,幫我度過生產期。我應當坦然承認,她是個好人,但我也不想虛偽,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生來就是為了使生活變得簡單并尋找合理的解決方法,而她卻要使它變得復雜,制造困惑。
永別啦,我不得不停筆了,他們來取信了,我也該整理行裝了。哦,尤拉,尤拉,親愛的,我親愛的丈夫,我孩子的父親,這是怎么回事啊? 我寫下了這些話, 你是否意識到我們將永遠、永遠不會再相見了? 我寫下這些話,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嗎?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他們催我了,這催聲令我痛不欲生。尤拉!尤拉!
冬妮婭對拉拉的評判是冷靜公允的。拉拉年輕貌美,16歲時就半推半就地與母親的情人、她認定的“自私無恥不足掛齒的小人 ”“老寄生蟲”科馬羅夫斯基通奸,導致母親服毒身亡。日瓦戈曾目睹與科馬羅夫斯基一幕,“姑娘屈從的情景顯得不可思議地神秘而又厚顏無恥地露骨”。
拉拉的丈夫帕沙是個高大優秀的熱血青年。得知拉拉的失身,痛不欲生,去從軍打仗,成為高級指揮官。他仍深愛自己的妻子,拉拉也愛他。但拉拉在圖書館遇到日瓦戈后,就成為日瓦戈的情人。冬妮婭渾然不知,日瓦戈失蹤后,冬妮婭拖著大肚子來小鎮找人,當地人人皆知拉拉的情人,帶她找到拉拉。拉拉照料冬妮婭產下女兒,冬妮婭對丈夫的情人也有了觀察和了解。
日瓦戈從游擊隊逃回后,冬妮婭已離去。他沒有去莫斯科找妻子,而是與拉拉同居。拉拉為他懷了個女兒。
就在此時,科馬羅夫斯基再度出現,一通謊言,拉拉居然離開日瓦戈,隨科馬羅夫斯基而去。日瓦戈曾分析拉拉與科馬羅夫斯基的關系:“人的天性,特別是女人的天性,如此難以理喻,充滿矛盾。說不定你對他在厭惡之外還有其他感情,令你總是屈從于他。你對他的這種感情甚至比你自愿愛上的男人還多。”
帕沙來尋找妻女,卻晚來一步。他與日瓦戈徹夜長談。日瓦戈告訴他不可能找到拉拉,帕沙痛心自殺。
日瓦戈視拉拉為“我唯一的愛人”。他對愛情有自己的理論。他對拉拉說:“我不愛沒有過失,未曾失足或跌過跤的人,她們的美德沒有生氣,價值不高,生命從未向她們展現過美。”“一個我熟知且喜歡的男人,和我一樣,愛上同一個女人,我不會感到怨恨,也不會和他爭吵,反而會產生一種悲劇式的兄弟之情。我不嫉妒跟我旗鼓相當的對手,我只嫉妒比我低下的人。當然,我不是說分享我所愛的女人,我會放棄她。我的痛苦就不是嫉妒了,不那么刺痛,不那么憤怒。就像我遇到了一位藝術家,他也在進行與我相同的工作,但是做得比我好。極有可能,我會放棄自己努力的成果,因為我不想復制他的,如果他做得確實更好,我就沒有必要在進行下去了。”
日瓦戈告訴拉拉,科馬羅夫斯基曾是他父親(一個身價百萬的工業家)的法律顧問。科馬羅夫斯基常常把他父親灌醉,攪亂他的生意,弄得他傾家蕩產,逼得他跳軌自殺。“他是我父親和我成為孤兒的罪魁禍首”。但日瓦戈在科馬羅夫斯基面前并無血性和勇氣,他聽任甚至協助科馬羅夫斯基帶走了拉拉。
糾結就在于此:好女子拉拉明知科馬羅夫斯基是壞人,卻不由自主地聽命和屈從于他;好男人日瓦戈偏偏迷戀對殺父仇人懷有斯德哥爾摩情節的不貞女子拉拉,不惜拋妻棄子。
尤里與拉拉是一對同有嗜痂之癖的既多情又寡情的男女,他們的“不幸”以及給別人帶來的不幸,更多是他們自身的責任,但他們卻認為,書中也描述成是“時代的悲劇”。
拋開蘇俄革命刀光劍影、遍地烽火的歷史圖景(“高尚的理想淪為粗鄙的物欲,文明的希臘屈服于野蠻的羅馬,光榮的俄國啟蒙變味成血腥的俄國革命”),《日瓦戈醫生》缺乏美感和正氣,沒有令人激賞的人物。 它能得諾貝爾獎,似乎是因為西方政治的需要。
此書有十來種中譯文。我看的是長江文藝出版社的譯本,比網上的藍英年譯本好,但仍不盡人意 (“她沒能想像到他舞跳得如此好”“其中包括你舅舅尼古拉,我父親,以及我們其他人,正在被驅逐出俄國”)。 俄文作品中最令人暈倒的人名,翻譯時其實可以根據中文閱讀習慣歸納簡化,至少可以附上詳細的人物表。
(netzjw)
5 ) 一種世紀病,時代的革命的精神錯亂
Boris Pasternak and Olga Ivinskaya
As a big fa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 read Boris Pasternak's “Doctor Zhivago” (1957) last year, quite late in comparison to my reading history of the works of other major Russian writers like Tolstoy, Dostoevsky, Chekhov, Gogol, and Pushkin.
Although David Lean's film (with English soundtrack, 1965) was not a perfect work that followed the exact plot of the novel, I almost cried when Yevgraf finally met Yuri Zhivago in Moscow, sick and destitute, Yevgraf said - 'the walls of his heart were like paper, but he (Yuri) kept it to himself. He kept a lot to himself.' So I went to search for the poem Yuri wrote for Lara but it led to nowhere. Apparently, Pasternak did not write out 'Lara', but he included twenty-five poems at the end of the book. Here are the links to two versions of the translation:
http://sites.utoronto.ca/tsq/10/barnes10.shtml
//www.pnreview.co.uk/cgi-bin/scribe?item_id=6099
Later, an article on the New York Times (1978) drew my attention. It was the actual story between Boris Pasternak and Olga Ivinskaya which resembled the fictional story between Yuri Zhivago and Lara Antipova in the novel. See the link here - //www.nytimes.com/1978/02/05/archives/lara-and-zhivago-a-captive-of-time-lara-authors-query.html
Well, the love story of Pasternak and Ivinskaya seemed to be lovely. However, I soon found out another NYT's piece (1997) that revealed the shocking fact that Olga Ivinskaya informed on Pasternak to the K.G.B. in her letter -- "In 1961, while a prisoner of the Soviet gulag, where she was sent because of her association with Pasternak, Olga Ivinskaya wrote to Nikita Khrushchev begging for her freedom and reminding him of how she cooperated with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silence the writer." See the link here - //www.nytimes.com/1997/11/27/world/model-for-dr-zhivago-s-lara-betrayed-pasternak-to-kgb.html
I guess the reality was just as cruel as the novel. Pasternak was a Romantic writer among his peers, but he shared the same tragic fate in the Russia of Stalin.
6 ) 再品《日瓦戈醫生》
再看大衛?里恩的《日瓦戈醫生》源于飾演日瓦戈的男演員奧馬?謝里夫去世了。
片中,日瓦戈標志性地靜默與微笑,令人印記深刻。影片上映時,一片吐嘈聲,大衛?里恩發出“不再拍電影”的憤然之語,一周后,情勢陡轉,好評如潮之外,還賺得盆滿缽滿。
其實,早在拍片時,謝里夫對自己的形象很沒信心,本來他就沒想到自己會出演男主角,化妝難度不說,關鍵在于里恩要求他表演必須靜默,從始至終都要如此。對一切看似無動于衷,但又無法置身事外,簡直難于登天。
時光證明了一切,導演的要求,讓謝里夫等同于日瓦戈應有的狀態。日瓦戈面對突出其來的革命浪潮,被裹挾在洶涌地滾滾洪流中,一臉茫然,更無法世故。他是本真的一個人,心地單純又透明。拉娜闖入他的生活,完全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情境,可謂渾然天成。這是只有詩意理想的人,才會有的心動,但這種激悅是潛行的,是無法向外分享的優雅情愫。
拉娜的原形奧佳,自與帕斯捷爾納克相識后,在享受甜美愛情的同時,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運,飽受勞役之災。老年時的她說我一直不明白為何只有我受難,他(帕斯捷爾納克)卻沒事,也許當局就是通過壓制我企圖改變他的寫作方向吧。
出演日瓦戈妻子桃雅,乃卓別林女兒杰拉爾丁?卓別林,當時她在法國發展。她不敢相信會出演這個角色。她說看過小說后,就想到自己的媽媽(也就是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女兒烏娜?奧尼爾),媽媽一生默默付出,從無怨言,這不正是桃雅對日瓦戈的日常生活狀態嗎。杰拉爾丁?卓別林后來一直在法國、西班牙等國拍片。
帕斯捷爾納克自與奧佳兩情相悅后,就于1947年開始創作這部小說,一直延續到1957年傳入國外,首先在意大利出版,風靡西方文化界,甚至被美國當作政治工具,作為與蘇聯冷戰的一環。1958年意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帕斯捷爾納克喜出望外,但迫于政治壓力,他不得不用電報的形式拒絕了諾獎邀請---“諾獎在我國的地位舉足輕重,但我乃一介文人,不配得此殊榮,在此推辭,請別見怪”。
因為當局明示他如果去了斯德哥爾摩就別想著回來,他不想用不能返回祖國的代價換取這個獎項。我想,沒有比這樣更愛國的人了。只是當時整個蘇聯少有理解他的人,或者說人是善變的動物,除了隨波逐流,除了漫天的指責,他根本看不到一丁點兒希望,加之情人奧佳的坐牢,這徹底擊垮他的身心,1960年5月30日即走完他壓抑、窒息和苦悶的一生。
小說被意大利商人龐蒂拿到版權,經過與米高梅商量,他想讓妻子索菲亞?羅蘭出演拉娜,大衛?里恩以性感女神個兒太高為由拒絕了她。米高梅投巨資的同時,還全力放手讓里恩去傾心拍攝。那時的好萊塢對創作人的干預看來還是很少,當然,這得看是對誰。由于處于冷戰,無法前往蘇聯,先是在南斯拉夫,但景致與蒸汽機車都無法滿足,再往北歐芬蘭、瑞典,因為四季關系,仍不理想。
這得益于美工大師的引薦,選在了馬德里附近的一個安靜的小鎮,魔法般變換著四季色彩,少數冰天雪地外景到芬蘭拍攝。日瓦戈一家坐蒸汽機車前往烏拉爾山那長長的一段,專程在加拿大拍攝,這幾乎與烏拉爾山景色無異。
出演拉娜的女演員茱莉?克里斯汀是一個特別有個性的女演員,性感而有一絲捉摸不透,酷似默不言語的靈貓,卻光芒四射。一開始她與商人約會那段,導演要求她穿上紅衣,她就是不穿,慢慢才說服她,且掌摑男方之后,卻挨了對方一耳光,本來劇情是沒有的,那是雙方下意識反應,里恩覺得效果很好,符合劇情,就留了下來。
片頭的6分鐘序曲,鏗鏘有力,蕩人心魄。幾十把三角琴(三弦琴)的齊奏,由緩漸起,讓法國音樂家莫里斯?賈曼引以為豪,終創作出動聽、悠揚又蕩滌心靈的《拉娜之歌》。
片尾日瓦戈的哥哥,看到日瓦戈女兒冬妮婭的男友背著三角琴,就問她“他會彈它嗎”,她微笑說“是的,他會彈”。讓俄羅斯的樂器作為一把動聽的道具,所蘊涵的希望寓意,令人為之感嘆,這真是絕妙的一筆,我想一部宏大史詩電影沒有比這樣詩意的結束,更為觸動人心的。這正是大衛?里恩的高明所在。所謂妙不可言,不過如此。
片中唯一遭人詬病的就是拉娜等女性飾演者的發型,幾乎全是六十年代才有的發型,所謂百密一疏。當然,作為一部完美的史詩大片,除了不能說俄語和不能在蘇聯拍攝這兩點遺憾之外,以后再難拍出這樣的經典了。1988年小說《日瓦戈醫生》在蘇聯得以出版,一時出現洛陽紙貴的情形,1994年電影在俄羅斯上映,轟動不已。據說諸多俄羅斯大導演躍躍欲試,奈何看了幾遍電影后就不再發聲。我想,一定是此片的宏大敘事,讓人望而卻步。
是的,這部電影完全符合“敘事精美、每個人物的心理闡釋到位,以及上升到全人類的人文精神維度”,也就是我在《電影三個層次》一文中所強調過的。這得感謝大衛?里恩一貫的大氣、沉靜與忍耐,當然,這與他的深厚的人文素養息息相關。從《相見恨晚》《孤星血淚》《霧都孤兒》《艷陽天》到《桂河大橋》《阿拉伯的勞倫斯》《日瓦戈醫生》再到《瑞恩的女兒》,經過一個磨礪的過程,漸漸形成其大手筆而不落俗套,敘事不拘泥于傳統,景致酷美,詩意闡釋,這些只有大衛?里恩才有的影像風格,無人能及。
帕斯捷爾納克在詩作《停頓以后》中說“在剛剛破曉的冬季的早晨,當我坐在燈光下磨磨蹭蹭,冬天便像未被領悟的提示,悄悄地來,又悄悄地走”。
1999年4月16日大衛?里恩悄悄地走了,終年81歲,而他所留下的光影則不朽。
2015、7、18
還可以的老電影,就是有點太長了
其實也不是電影實在太差,而是與原著的相對距離太大。
拖了很久直到現在才看,大衛.里恩將重心對準那些大背景下人們的情感遭遇,而不是單純的歷史。其優美的主旋律《Lara's Theme》滲透在片中的每一場悲歡離合中。不得不說,羅德.斯泰格爾真是演技派,雖然戲份不多,他幾乎每個角色都不重復但都游刃有余,盡管來翁內曾批評過他。
在對人性的表達與抒發上,在對苦難大眾與平庸之輩上都不及小說華美與深刻。
北影節@五棵松。最愛和最心疼的是男主原配,大氣美麗善解人意又能隨遇而安,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愛情,沒有走歪沒有變質,兵荒馬亂的時候是她仍然讓一個家像個家,最后的那封信那么感人。可惜這樣的女人卻總是要失去他的男人,像某處臺詞說的“老天不保佑好人”。詩人不會為家里那個完美的妻子寫詩。
好萊塢一廂情愿的改編。哎。
畫面音樂很都美...故事擺在那里,不必多說
17.4.15 第一場就是三個多小時的日瓦戈醫生,因為以前看過,所以原以為一定會睡過去,沒想到真的進到影院里,連眼睛也沒眨一下。主題曲一響,眼淚唰一下流下來。這種對人物和時代的精準把控,幾無來者。毫不夸張地說,這回在大銀幕上看大衛里恩,留下了一輩子也忘不掉的震撼。
幾乎哭了
華麗啊,上一次看這種一部電影講完一生且有時代蕩氣回腸的電影,是《亂世佳人》吧。
好看的
軍事斗爭結束的時候,政治斗爭才正要開始。
本片根據Pasternak的同名小說改編,獲1966年奧斯卡最佳美術指導、最佳攝影等多項專業褒獎。
雖然明白書和電影當時的極受歡迎都受了冷戰思想影響,今天跳出來看也更清晰一些。但是大衛里恩拍的并不完全像是那種對時局變化的怨恨和不滿,而是用大氣的制作結合廣闊無盡的俄國冬天描繪知識分子一生的沉浮,無奈卻堅忍,也難怪在這種好萊塢大片里竟然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不像是主角了…
Lean和演員都不懂得俄羅斯
經典無可動搖——怕只有俄羅斯的長篇當得起史詩。怕也只有美國有這個胸懷拍人家的史詩長篇……重拾起當年讀《日瓦戈醫生》的那種大感動來……
渺小的我們
【北京電影節展映】三小時史詩巨作。銀幕上那些亂世之中的婚外戀故事,總能讓人感慨唏噓。第三人稱倒敘回憶角度,帶出波瀾壯闊的20世紀初俄國社會圖景。作為世界毒瘤,communism革命比戰爭還可怕。看過《古拉格群島》等書后,對蘇供干下的那些傷天害理的暴行更理解,也看得更入戲,更有所觸動
時代裹挾下的個人史詩,在大衛里恩絕美的鏡頭下,悲寥壯闊;同時在第三方的敘述以及琴聲中感受到溫度。醫生和詩人,兩個純粹的身份于一身,在戰爭鐵蹄踐踏下殘喘而生,更映射出時代之苦。只是整個俄羅斯都說著流利的英文這件事實在太奇怪了...
從原型批判的角度說,日瓦戈的母親代表著孕育與保護,而至死都沒有給日瓦戈留下任何觸動的父親則是政權和力量的象征。也就說,從一開始,就奠定了日瓦戈遠離革命、政治而挽救他人生命、熱愛詩歌、熱愛妻子和精神之母Lara的感情基調。盡管此片長達197分鐘,仍舊是缺失原著的終極關懷。電影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