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來了

很好很好的一部片子 1、八年抗戰，誰贏了誰輸了？ 八年，我們贏了，日本投降了 但誰獲得真正的勝利呢？一種物質上精神上心態上的全面勝利呢？答案很明了 一句話，殘忍的奴隸主走了，奴隸還是奴隸 2、中國農民對日本的態度 為什么他們可以天真浪漫到相信日本人會真的給他們兩輛車的糧食 這可是說是善良忠厚，也可以說是愚昧無知 總覺得也許他們心底里面，并不曉得這是侵占他們土地侵占他們主權的掠奪者，而好像僅僅只是改朝換代一般，來個個新的主人而已，我們能吃好飯睡好覺就感恩戴德了 他們的眼神里只有恐懼，找不到仇恨 3、我是誰？ 電影里面多次提到我是誰 我是誰呢？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高少校對馬大三的最后審判里說:“中華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經蕩然無存，你不配做一個中國人，甚至不配做一個人。” 怎樣才配做一個中國人呢？四個字：逆來順受 換句話說，就是丟掉“我”，丟掉自己，丟掉對于真正人性的追求 馬大三最后找到了“我”，以“我”的要求來活著，實現活著的意義 那他在當時的環境自然離死亡不遠了 4、黑白 黑白色彩和唐山話很加分 當然了，對于我這種語言聽覺障礙者肯定要看有字幕的了 5、警惕 很多東西留在中國人的血液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骨子里還沒變 在日本人那里，有些可怕的東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改變的 我們需要警惕 6、也許我們也常常會遇到這種鬼子 中國人幾輩子都喜歡一個錯誤，為了自己想要的一個結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個借口說服自己，然后以為別人也能接受這個理由。馬大三就是這樣。他以為他養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會給他糧食，會感謝他。可別人不是這么想的，別以為別人都會順著你的思路走。——姜文 我以及身邊的一些朋友，特別是從農村考進大學的一些朋友，這種思維很明顯 我們常常會覺得委屈或者受到欺騙，會覺得我們對某個人非常真誠非常好為什么最后TA卻那樣對待我呢？ 大抵我們都存在著這樣一種思路，卻沒有想到，對別人的好最后反而成為了別人頤指氣使的理由，而且在這種心態上為惡而不自知，最后，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為別人買一頓早餐的時間和精力，更是一種自尊的喪失，一種人生姿態的遺棄。 7、我們需要對別人的勝利，更需要對自己的勝利

從知道這部電影，到我真正把它看完，其間經歷了五年。我無數次的把光盤塞進光驅又無數次把它拿出來，就像一個考試考的不怎么樣的小學生面對成績單時的那種心情。作為一個民族沙文主義者，我害怕電影中的畫面，盡管我知道它們是那么接近真相。 姜文的電影我總共就看過兩部，一部是《鬼子來了》，還有一部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看《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時候我也是千千萬萬個馬小軍里面默默無聞的一個。我也經歷了馬小軍的時期，也曾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面一路走來。電影的第一句話：整個北京城都空了。帶來無盡的滄桑。每個年代的馬小軍們都有一段猩紅色的歲月，我們謂之青春期。只是我們與電影里不同——北京城早就過飽和了。而馬小軍劉憶苦他們沒有上邊。在革命時期，他們就是北京城的主人。 以上只是試圖說明姜文在喚起共鳴方面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才。如果說《陽光燦爛的日子》是我們父輩那一代人的青春寫真，那《鬼子來了》喚起的就不僅僅是我們上一代人的記憶了，它揭開的是整個中華民族最痛至骨髓的那道傷疤。我遲遲不忍把這部電影看完，就是害怕那道極深的傷疤被重新殘忍的撕裂。 這又是一部在國內不允許公映在國外獲獎無數的電影。這類影片在國內太多了，賈樟柯除了《世界》，其他電影都屬被禁之列。有些人說中國的導演酷愛以民族的不幸作為賣點賺取外國人的贊賞，大有丑化中國人以博外國評委一笑之嫌。我說這純屬放屁。至少在評價《鬼子來了》這部電影的時候，這樣的措辭著實讓人惱火。這就像一個相貌丑陋之人，面對鏡中自己的映像大發其火一樣可笑。 尤鳳偉的小說《生存》寫得好，姜文拍的好，顧長衛的鏡頭更好。讓我感到難受的只是那段歷史，還有我們同胞的善良和愚昧。中國人的不幸來自我們的善良和軟弱。為什么兩個日本兵就可以屠殺整個村子？這樣的事情在1945年以前并不少見。倭寇用以屠殺中國人的不是鋒利的刺刀，是一顆比野獸還兇殘比石頭還堅硬的心。電影里面有個情節安排的非常好，就是那兩個街頭藝人的說唱。在日本投降之前與投降之后，唱詞的內容天翻地覆。當國君趾高氣揚的開進掛甲臺時，人們的表情沒有絲毫變化。對于掛甲臺的農民而言，這個國家是誰領導都沒有關系，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生存。這種想法沒有錯，但我又覺得哪里隱約有些不對頭。華盛頓說：別問你的國家給了你什么，問問你給了你的國家什么。我說憑什么呀？當我的國家給予我足夠多的時候，我才有力量還給我的祖國一些東西。我所說的國家給予國民的，并非單單是糧食，我所說的是啟迪民智，教化國民。當然，還有糧食。 在上述國家給予國民的東西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什么負隅頑抗，什么鐵血丹心，什么民族大義，什么國家尊嚴，統統都是扯淡。你不能怪掛甲臺的村民愚昧——在私藏白面是死罪，在小孩子得管侵略者要糖吃的年代，我倒想知道什么才叫民族大義。民族大義填不飽肚子，填不飽肚子就會餓死，死人對誰接管這個國家是不會感興趣的。 電影中飾花屋小三郎的香川照之的表演可圈可點，把一個經過軍國主義思想洗腦的喪失人性的日本兵骨子里的獸性演繹得淋漓盡致。當他僅存的人性被善良的村民喚醒時，他求生的欲念被點燃了。掛甲臺不會想到，這被激起的僅存的人性竟是為茍且偷生而對恩人的大開殺戒。日本戰犯不是人，甚至不是畜牲。它們是一臺臺高速運轉的戰爭機器。一個國家，把自己的國民弄成一臺臺機器，機器中唯一的程序就是對天皇的無限忠誠。一個心甘情愿被效忠思想俘虜并且認為無上榮耀的民族，與一個思想真空毫無所見的民族，一樣愚蠢；但不一樣的是，一個民族是殘忍的侵略者，另一個是麻木的亡國徒。 至于國民應該從執政者那得到什么樣的啟迪，這是整個問題中最關鍵的部分。宗教，似乎是個不錯的辦法——行之有效并且一勞永逸。可我總以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他有自己決定善惡觀自己規劃自己生活意義的權利和能力——當然，你可以說我是拾薩特之牙慧，但我抱定這個想法不離不棄。你沒法左右我的想法，正如同我無法左右你的想法一樣。 影片最后，馬大三手持利斧沖進戰俘營。這是一個民族的覺醒。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了希望。但這希望是微觀的。國軍處斬馬大三的時候，村民人山人海爭相目睹，他們渴望這個帶著血腥色彩的處決事件給他們沒有沒鹽的日子增添點兒新鮮。臨終的馬大三對空長嘯，面無懼色。臨死之前像譚嗣同一樣，“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來點豪言壯語，豈不壯觀？但是姜文沒有這么拍。在我看來這是整個電影中最殘酷的地方。它比日本兵血洗掛甲臺時的猩紅場景要殘酷一百倍。馬大三只是發出震耳欲聾的嚎叫，但這叫聲被國軍的高連長解釋為“學驢叫”……伴隨著高連長濃重的港臺腔（高連長是吳大維演的）和村民的訕笑，馬大三人頭落地。在那顆終于覺醒的頭顱滾落到耕耘了一輩子的黃土地上時，他朝著劊子手——花屋小三郎眨了三次眼。馬大三是否感謝花屋送了自己最后一程？ 這篇文字不是一篇影評，也不是什么戰斗檄文。至于它到底是什么，這是我整個思考過程中最不重要的一點。我說過，我是一個民族沙文主義者。但作為一個寫字的，我自有我的良心，也就是說，我無意煽動憤怒。把時光回溯五年，當時我是個對暴力有著無限向往的十六歲的中學生。我很慶幸我沒有在五年前看這部電影。那時我的高中有一批東京來的交換生。倘若我十六歲時看到《鬼子來了》，我當然不會像馬大三那樣舉著斧子追著日本人狂砍，但在日本學生耳朵跟前高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總是在所難免；我雖不至于絞盡腦汁要了侵略者的命，可在他們的飯食里下點臟東西和瀉藥總還不難辦到。這樣做的后果顯而易見——我倒是不會比馬大三更倒霉，但是被開除學籍恐怕是有可能的。所幸我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已經成年，所以我什么都沒有做，只是寫下了這篇文字。 筆者行文至此就擬結束。因為我馬上要搭乘晚上的火車回家過暑假，再啰嗦下去就有誤掉火車的危險。我接受高等教育的這座城市是個三十萬慘死倭寇刺刀之下的冤魂呻吟呼嘯的城市，我的故鄉是個經歷了八國聯軍沉重的靴子的踐踏，遭受了他們長滿長毛的雙手的掠奪的城市。在我北上的路上，我又將經過多少像掛甲臺這樣被侵略者骯臟的爪子蹂躪過被他們無恥的鐵蹄污辱過的地方？ 在你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發出“中國人懦弱、愚蠢、不可救藥”這樣的感嘆時，請不要忘記你就是這懦弱、愚蠢、不可救藥的中國人中的一個。

姜文《鬼子來了》改編自小說《生存》，原作者尤鳳偉，那么說明尤鳳偉還挺有想法，看了1961年大島渚的電影《飼育》之後，我凌亂了，到底世上還有沒有原創？ 不過導演的訪問回答還是有一定水平的。

1.我為什么要拍“鬼子戲”？ 　　　　　　 姜文說：這部電影不僅是再現日本軍隊當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種警世的責任。在這部影片里，日本軍屠殺的是真正的中國老百姓、中國平民。而事實上，當年日本軍也確實殺過很多中國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發生過這樣的慘案。我想通過這部影片告訴日本觀眾：你們要真正面對這段歷史，別想再否認。我也想以此告誡中國觀眾：面對惡人，我們不能無端地報以善良。面對這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才能避免這種事再發生。 　　　　　　 2.我為什么對中日文化比較感興趣？ 姜文說：1982年我在中戲上學時，班上來了一撥兒日本留學生，和我們同齡，關系也特好，走的時候依依惜別，甚至有和我們班同學談戀愛的。當時我就很奇怪，他們和我小時看的抗日電影中的松井之類的日本鬼子說的都是一樣的話，怎么態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卻和松井他們那么不一樣？他們和松井他們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卻怎么也重疊不到一起。從那時起，我就帶著這個問題聽了很多親歷過抗日戰爭者的講述，后來有機會去日本時也看了很多聽了很多，看了許多如《菊花與刀》之類的人類學、社會學著作……到現在，我漸漸地能把這兩類日本人的形象重疊到一起了，他們其實就是一回事，只不過在不同環境下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個溫文爾雅的日本人很容易變成一個我們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為什么重視日本這個對手？ 　　　　　　 姜文說：日本善于學習和研究中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有優點的敵人。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些優點而是將其模糊掉，不承認它，就會面臨失敗的危險與災難。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場侵略戰爭就是明證。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我覺得魯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對國民性的批判，與他年輕時在日本呆過， 產生過比較有很大關系。我覺得一場災難的發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災難過后我們不能深入地研究和總結這場災難的根源。正是這種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個中日間的故事。 　　　　　　 4.我為什么給《鬼子來了》選擇劉星的音樂？ 　　　　　　 姜文說：《鬼子來了》的故事原本“隱藏”在我為拍電影而看過的眾多小說之中，并沒有清晰地凸現出來。而最終誘發靈感的是兩張風格迥異的CD，一盤是日本軍歌，另一盤是當代音樂隱士劉星的專輯《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帶有霸道傾向，后者則盡得中國文化超脫與空靈的真諦。我從日本軍歌中聽出了民謠式的兒童歌曲的痕跡，其中有一種青春期的無法控制的瘋狂和理想，這種瘋狂如果被邪惡的力量所引導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對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賞。但要想達到這種高境界，必須有“日本軍歌”那樣的實力做基礎，否則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了。 　　　　　　 5.我為什么特別看重“翻譯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說：我曾經選了好幾個關于中日戰爭的題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這一點――一個本來沒有介入戰爭的村莊，突然來了一個日本兵和一個翻譯，他們怎樣互相面對？而由于這個翻譯的作用，本來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確地認識對面的敵人，以至于自大、膨脹，使用了錯誤的手段。這其中有殘暴敵人的問題，更有翻譯官因為私欲而誤導的問題，于是事情開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故事的這個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為什么對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說：當年在中戲談笑甚歡的日本留學生朋友，遇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一瞬間就會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這種兩面性是很好地重疊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們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與鳩山，在滿鐵醫院的時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這種朋友關系擋不住鳩山當了憲兵隊隊長，以后把李玉和弄來坐老虎凳。雖然不耽誤請李玉和喝杯酒、談談佛教，但是密電碼得拿出來。這種事太多了，朋友歸朋友、原則歸原則，日本人的原則性和國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強。 　　　　　　 7.我為什么不總把“愛國主義”掛在嘴邊？ 　　　　　　 姜文說：愛國主義不需要喚起，只要一個人還知道自己是誰，對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會愛自己的祖國。魯迅對自己民族與文化中某些問題進行諷刺與挖苦，這也是充滿了愛的。他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為他是想讓中國這“脖沒了，比日本強了，這是最大的愛國。反過來個別人為了自己的私欲違心地故作贊揚歌頌狀，而不讓人們看到問題的實質，那就像我們片子中的翻譯官董漢臣一樣了。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我雖然達不到魯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賞他。他有時候表現得比較尖刻，但他看問題很準確。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問題、不愿意看到問題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說。魯迅這種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幾百個魯迅，這個國家就會很了不起。 　　　　　　 8.我為什么不經常站出來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否認戰爭罪行之類的言行加以駁斥？ 　　　　　　 姜文說：因為拍了這部《鬼子來了》，近期有不少報紙請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發表看法。但是我認為我們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華勢力出招的時候我們就接招，而是需要從深層次上研究這個對手，光靠拉幾個名人出來義憤填膺地過一把嘴癮無濟于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始終沒有變過，只是我們沒有深入地認識到這一層，所以才一會兒看著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一會兒看著又是軍國主義的復活，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斷利用我們在群情激昂時說過的一些過嘴癮的話來達到他們的某種目的，包括我們的一些電影都成了他們開脫罪責的例證。比如我們老拍游擊隊，他們就援引有關的國際戰爭法稱游擊隊員被俘后不享受正規軍的戰俘待遇，為他們殺人找借口。再比如我們有一句著名的電影臺詞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他們又非常險惡地把很多殺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國的偽軍身上。問題不在于最近日本又發出了什么不和諧的聲音，我們該怎樣回擊，而是在于我們應該冷靜地認識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么樣的鄰居。我們總說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邁過日本這道門坎。邁過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為什么不在影片中讓中國觀眾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說：拍這部電影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改變一些抗戰題材的“老片”可能會給人，尤其是給日本觀眾造成的一些誤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確實起到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但這些電影也有一些問題。比如說，這些老電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輕人說：你們看，中國的老百姓哪一個不是間諜，他們哪個不是不穿軍裝的軍人？既然他們“全民皆兵”，我們就可以對他們“全民殲滅”。于是，我們的這些老電影成了他們掩蓋當年屠殺中國平民的把柄。但事實上，那時候我們并沒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們的一個理想。而我們現在拍電影，就再不能給日本人這種口實了。我覺得通過拍一部電影過嘴癮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討點好，但是事情過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觀眾真正進行思考。我拍《鬼子來了》就是試圖讓觀眾明白，如果想避免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歷史，除了過嘴癮還有什么辦法。我不敢說《鬼子來了》給出了這個結論，事實上我一個導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個方向吧！ 　　　　　　 10.我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說：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交往過程中我發現，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小撮，只不過在那里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等于沒有正視日本這個強大的對手。另一個不好的傾向是：我們有些文藝作品經常替日本人向中國人謝罪。而事實上不肯謝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們為什么總要用那一小撮謝罪的日本人來麻醉和滿足自己呢？《鬼子來了》這部影片中有幾位日本演員，他們以前看過我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報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劇本以后，他們有抵觸情緒，拍攝過程中我們也不斷發生辯論。這批30歲左右的日本演員代表著日本的中堅力量，通過這部電影，我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他們一些比較極端的想法。我相信將來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時，觀眾也會像這批演員一樣有所改變，至少對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種懷疑。

影片中的鬼子最后全都變成殺人狂，他們比起《南京！南京！》中內疚自殺，充滿“西方人性光芒”的鬼子相比，一點也不人性。 日本影評人石子順高度評價這部電影，認為這是一部日本人都必須看的電影。的確，這部片子沒有簡單地把日軍丑角化，作為日本人，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無可挑剔。 影片中兩位日軍主角扮演者，是對片子體會最深刻的兩個日本人，他們的體會充滿了對戰爭的反思。飾演小隊長酒冢的日本演員澤田謙說“平時，日久見人心；戰爭，瞬間見人心。”“通過對間接資料的掌握，設想，我們如果在那樣的狀態下會怎么做，很自然地就出戲了。其實調整一下思路去想，我也是被害者，如果我不去殺人，我就不能回故鄉，這樣一來，殺人的行為就合理了。所以我現在能想像當年的軍國主義為什么能成功地組合成一個戰爭機器。因為軍國主義宣傳了一個虛幻的‘正義’。”

從1993年《陽光燦爛的日子》到2000年的《鬼子來了》，姜文蟄伏了七年，他的電影求質不求量，每一部都很扎實。這次，他選擇了山東作家尤鳳祥的《生存》，后者反映了膠南農民抗日的故事，而姜文則把地點改在了他的老家唐山，所以馬大三為首的鄉親們都說著遷西話。當然，這部電影的改編，原作者與編劇還是存在很大爭議的，部分爭議在廣電總局的審查回復里有所體現，那就是這不符合我們慣常意義對于抗日那段歷史的描繪，甚至非常具有顛覆性。所以，廣電勒令姜文修改，但是后者這次沒有聽話，還帶著影片去戛納參賽了，拿了評審團大獎，換來的結果就是片子不能上映，5年不得拍片。這代價應該說巨大的。但是姜文沒有犧牲。十八年之后，重新審視這部抗日神劇，你會發現它跟其他的抗日神劇完全不是在一個歷史觀上討論問題。它考慮的更多的是人性，這也就讓這部抗日神劇顯得如此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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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那個“我”把日本俘虜和翻譯官丟給馬大三的時候，這個矛盾就開始在村民的內部激化，從而各色人等都呈現出了中國人的特征，村長在主持大局，但是有所保留。瘋爸說要一手一個，掐吧死，刨坑埋嘍，無人理會。其他村民只是考慮自己利益，言辭激烈，實際在躲閃，每個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自我保護，然后把鍋讓馬大三來背。這里面，馬大三也把自己的事說成是全村的事，用他和魚二偷情的私事換來了各種同情和幫助。他在一點點地了解從翻譯官歪曲的翻譯中，獲取日本俘虜的想法，然后再慢慢地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曾求教過所謂的刀斧手，結果換來的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騙局。他也曾鋌而走險用俘虜換回糧食，卻萬萬沒想到為全村帶來了災禍。所以，最終他選擇了魚死網破沖進俘虜營，結果竟然被國民黨長官安排被日本人殺害。當他的頭顱滾動，鮮血噴濺，他才赫然發現自己看不懂的并不是戰爭，還有被戰爭異化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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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的爭議點，在于姜文選擇了相對羅生門的手法，給了日本人比較正常的視角。這也是本片為什么在日本屢獲好評卻在國內罵聲一片的原因。但是，姜文后來談了他拍鬼子來了的動機，談到他在中戲讀書時也有遇到日本留學生，他也會近距離地接觸這些人，他感覺這些人都是可以交往的普通民眾，但是普通民眾怎么會在戰爭中突然都拿起了槍，做了許多慘絕人寰的屠殺呢？這中間一定有什么出了問題。他說很反感國內某些聲音總是說一小撮日本極右翼軍國主義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小撮，而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才會在戰爭中造成如此大的危害。這就是菊與刀的國民性背后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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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根正苗紅大院子弟出來的姜文，在他37歲的時候，想做的這部影片其實還是希望能警示國人。我們首先要敢于正視自身的劣根，同時識破對方的虛偽，才能有所進步。姜文不是魯迅，但是后者那些在日本真正待過的人才更理解這個民族的可怕性，從而對于我們的國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所以，鬼子來了雖然被禁，但它所牽涉的話題卻是至今都令同胞義憤填膺的。姜文說，國內拍的很多抗日神劇都會被別有用心的日本人拿回日本播放，從而教育他們的子孫后代，在中國我們的士兵遭受了怎樣的打擊，配合了日本被扭曲竄改的教科書，讓這些人從小就接受了虛假歷史觀教育。而我們的抗日神劇動不動就全民皆兵，所以日本極右翼勢力又可以借題發揮說，你看當時我們殺的不是平民而是士兵，從而給自己找借口開脫罪責。屢屢看到這種愚蠢而遭人利用的現實，也逼迫了姜文盡快拍出一部令全世界審視日本侵略者暴行，同時激發國民警醒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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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來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用了48萬卷的膠片超了30%的投資，姜文強迫顧長衛選擇了黑白攝影，表面上這是一部抗日題材的作品，而實際上它的現實意義的確發人深省。它用被禁的方式解禁了很多關于抗日神劇的質疑。因為那些質疑，直懟不符合客觀規律的歪曲歷史與洗腦宣傳。只有戳破了這層紙，民眾才會認識到這種危害性，不要總覺得厲害了，那不過是虛張聲勢。一旦面對各條戰線的真實對抗時，才會發現姜文那可貴的前瞻性。作為導演，姜文在這部影片所傾注的心血不亞于陽光燦爛的日子。如果說后者拍出了他的成長他的夢，那么前者則拍出了他的反思他的擔心。到底中國還有多少個馬大三，要逼到最后一刻，才懂得拿起刀呢?而那時候，晚不？

PS:姜文的隱喻，的確很深刻，比如馬和驢，公雞，糖等，信息量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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