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英雄戚繼光

本來抱有很大期望，但是不得不說這部電視劇真的很難看，拍的很爛。還是逃不脫那種狗血神劇的范疇。尤其是戰爭場面，我很不滿，鴛鴦陣根本沒有體現出哪怕一點點，戚家軍與倭寇對打時還是那種亂砍一起，單打獨斗，沒有絲毫對陣法的體現，導演根本就沒有這個本事，哎。。。很失望 ；不得不說，在拍古代戰爭場面上，中國實在比日本差遠了，看看80年代北野武的《亂》、《影武者》，就覺得中國影視劇恨鐵不成鋼，這拍的什么玩意 ，這不就莽夫瞎砍嗎，真是侮辱了戚繼光的智慧，侮辱了先烈們的勇、智、信；為什么始終躲不開一股抗日神劇的味道呢？？？

這部劇期待了很久，沒想到拍出來是這么個鳥樣，實在失望！此劇最大的敗筆就是把戚繼光塑造得太完美，他是貪了，他是納了妾，他是搞過關系，怎么了嘛？可他為國為民，人家貪是為了榮華富貴，可戚貪是為了抗擊倭寇，保家衛國，何須遮遮掩掩？要知道戚晚年可是一貧如洗，可以想象平生以蕩平倭寇為志向卻不得不去做違心的事的時候是多么的悲哀，這才有有血有肉的戚繼光，這才是真英雄！

明代的兩位民族英雄——戚繼光與鄭成功，有很多相似之處。
他們兩人都與大海結下不解之緣：
1528年，戚繼光出生在黃海邊的山東半島，父親戚景祥是明朝世襲將軍；
1624年，鄭成功出生在東海邊的日本平戶島海灘，父親鄭芝龍是明末閩南人，大海商兼海盜。
他們都在風云變幻的時勢下，馳騁海上，成就一番功業：
戚繼光面對的是“北虜南倭”，北方有蒙古入侵，南方沿海是倭寇之亂；
鄭成功面對的是，北方清兵入關勢如破竹，南方沿海是荷蘭占據臺灣開辟遠東殖民地。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繼光出色地平定南方倭寇，抵御北方蒙古。
“縞素臨江誓滅胡，雄師十萬氣吞吳。試看天塹投鞭斷，不信中原不姓朱。”鄭成功以金門、廈門兩島為基地，北伐南京試圖恢復中原的軍事行動，可惜告于失敗。但他東征臺灣，最終驅逐荷蘭人，收復臺灣。
不論是個人志向，還是實際功勛，戚繼光與鄭成功，都無愧于英雄這一稱號。而在這些共同之處的背后，卻隱藏了這兩個英雄最根本的分歧：鄭成功所出身的海上集團，就是戚繼光曾經打壓的海上勢力——明代中國海商-海盜集團。這個集團有聯合，有繼承，也有爭霸和火并。“霸主”先后有王直、王滶、徐海、李旦、顏思齊、鄭芝龍、鄭成功、鄭經等人。

在浙江臺州-三門灣的蛇蟠島上，有一座五人群雕：東海梟雄。蛇蟠島是個魔性的地方，據說從前有過很多靈異事件，也曾是海盜盤踞之處。正所謂紹興師爺、寧波客商、臺州綠殼（方言：海盜），一路東南，越是遠離中原，越是“荒蠻”。不服中原王朝管教的海盜嘯聚東海。
“海盜祖師”孫恩：反抗東晉朝廷，兵臨建康，轉戰吳越，最后進攻臺州的中樞要塞——臨海城失敗，赴海自沉。
其妹夫盧循，繼續南下閩粵，一度攻破長江防線，然終兵敗交州，投水而死。
“浙東海精”方國珍：臺州路橋人，販鹽起家，元末以海上勢力控制浙東，在臺州府城臨海筑臺稱王，最后投降朱元璋。
“凈海王”王直：明代大海商-海盜。在大航海時代背景下，反抗海禁政策，武裝走私，使浙江雙嶼港成為東亞貿易中心。雙嶼、瀝港先后被掃蕩后亡命日本，控制平戶一帶，建立東亞最強大的武裝海商集團，希望朝廷能開放貿易而接受招安。然終被殺，臨死道：“死吾一人，恐害兩浙百姓。”死后局面失控，“嘉靖大倭寇”動亂爆發。
“萬船之王”鄭芝龍：明末清初大海商-海盜。發跡于日本平戶，活躍于東海、南海。在海權勃興的時代背景下，他擁有強大的海上武裝勢力，壟斷東方貿易航線，周旋于東亞與西洋各大勢力之間。后歸順明朝，成為南明隆武政權的支柱。打敗荷蘭人，取得制海權，大規模組織福建民眾移民臺灣。清朝入主中原后，不顧鄭成功勸阻而投降清朝，最終被清廷囚禁、殺害。
海上活動進入高潮期的明代“東海梟雄”們，他們的興衰榮辱、是非功過，都要追溯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實行禁海國策的那段歷史。

明代以前，中國歷代對于海洋總體是開放的，特別是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但是明朝建立后卻迅速走向禁海。朱元璋建國伊始，就對東南的大海保持一種警惕。朱元璋崛起于江淮，其下層社會出身的背景促使他傾向建立一個穩定的、內向的小農社會。而他早期的對手，割據太湖平原的張士誠，割據浙東海濱的方國珍，分別是鹽工、鹽販出身，相對具有海上背景（尤其是后者方國珍），對商品流通態度積極。朱元璋建國后，他所要建立的，是一個“大陸農業帝國”。他考慮，一旦對民間開放海洋的話，民間海上勢力崛起，長此以往，內陸農業為本的經濟體系會根本動搖。執政之初，他就迫害了江浙商業貿易巨富沈萬三（原張士誠地盤），而方國珍一些部下流亡海上，也進一步促成朱元璋實施海禁。
相對具有戰略眼光的明成祖朱棣，派遣鄭和七次下西洋，證明中國絕對有控制海洋的實力。而他的戰略，也并非“通洋裕國”，而是確立以明朝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也就是說，他所追求的商業貿易模式，并非繼承宋元的自由貿易，而是確立官方貿易秩序，禁絕民間貿易。隨著這一朝貢貿易的“華夷秩序”得以成功確立，朱棣去世后，明朝政府各方利益集團圍繞著航海和貿易制度，展開論爭與博弈。從當時掌握輿論的傳統儒家士大夫的觀點來看，遠航活動勞民傷財，危害民生；而對于朝貢貿易的現實既得利益者來說，“國營貿易”可以壟斷貿易的利潤（后來事實證明：長期以來，西班牙開辟的美洲殖民地產的白銀一大半都通過這種貿易流入明朝），而一旦開海，民間資本參與海外，將難以控制，利潤壟斷模式也將被打破。博弈的結果就是，連大規模官方遠洋活動也取締，全面禁海。
不可調和的矛盾產生隨之產生。沒有大規模戰亂、穩定的社會環境下，經濟越來越發達，物產愈加豐富，雇傭關系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民間貿易需求和人口流動（朱元璋的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人口流動）需求都不可遏制地增長。但是這些需求卻被禁止。正所謂靠海吃海，地狹人稠，不利農耕，海外貿易需求最強烈的東南沿海地區，只能冒險走私。而走私風險極大，已經獲得貿易利潤的民間走私集團，于是紛紛購置武器，雇傭軍隊（如王直等人雇傭日本武士，即“倭寇”；鄭成功手下有日本人、白人、黑人等外籍雇傭軍），成為武裝走私集團。就這樣，明朝中期以來，這個武裝走私的中國海商-海盜集團，縱橫東海，對于明朝政府來說，他們已經是尾大不掉的強大海上勢力。而強硬派朱紈的鐵血禁海政策，進一步激化兩者對立（朱紈本人是個很符合傳統儒家道德的士大夫），眼光長遠的胡宗憲試圖招安王直使其為大明所用，卻被堅持儒家道德立場的王本固搶去，以道德輿論逼其處死王直，最終局面失控，倭寇之亂全面爆發，沿海各省陷入動蕩，直到戚繼光、俞大猷、譚綸等干將轉戰各地多年才最終平定。

就抗倭戰爭而言，戚繼光無疑是個英雄。他改進作戰武器和戰術思想，改革衛所制度，蕩平沿海的騷亂，確保了東南賦稅重地的穩定，也直接維護了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戚繼光成功地使得今后數十年大明的海疆再無戰火，因此，他是海防上的英雄。
而一個世紀后的鄭成功呢？明末清初之際，他率父舊部堅持抗清，攻南京而不克。只能憑借海上勢力固守福建沿海。后擊敗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并全力經營。因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多次屠殺華人，他甚至欲攻取菲律賓。然而壯志未酬而暴病，大喊：“我無面目見先帝于地下”，抓破顏面而死，年僅39歲。
比起戚繼光，鄭成功的命運可以說是悲壯的。他面對的時勢更加嚴峻，敵人也更加強大。強勢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以鯨吞之勢掃蕩中原的清政權，遠非定期南下侵擾的蒙古韃靼-瓦剌部落可比。而持有西方先進武器，號稱“海上馬車夫”，正處于17世紀全盛期的殖民帝國荷蘭，也遠非昔日由中國武裝海上走私集團+日本雇傭軍組成的雜牌軍“倭寇”能比。鄭成功的偉大之處，更在于他的“海權”思想，他是海權上的英雄。
通洋裕國：父親鄭芝龍的崛起，在于“通洋裕家”，通過海外貿易成就鄭氏家族在財富和軍事上的地位，而鄭成功比起父親，更具有“家國天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出“通洋裕國”，以海外貿易為岌岌可危的南明隆武政權提供經濟支持，在隆武政權滅亡后，與降清的父親決裂，自立為藩，繼續堅持海外貿易，經略南洋，維持并進一步發展鄭氏集團。
奪取制海權：鄭成功憑借海上優勢，控制沿海島嶼，伺機沿海、沿江北上，堅持抗清。作為陸權帝國的清政府，盡管控制中國大部，仍然奈何不了稱霸海上的鄭成功。而在與荷蘭殖民者的斗爭中，鄭成功從金門-廈門出發揮師東征，橫渡風急浪高的臺灣海峽，通過海上決戰殲滅荷蘭艦隊，奪取臺灣海峽的制海權，然后圍困荷蘭人在臺灣島的據點，以圍點打援的戰術擊退援軍，包括退走來自荷蘭遠東基地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艦隊，最終收復臺灣。
海權戰略：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為首的西歐各國開始殖民活動，世界逐漸走向整體。在遠東，臺灣島是東亞大陸（中國本土）、日本列島、東南亞三個地緣板塊的要沖，占據臺灣，就可以同時面向這三個板塊進行貿易通商和殖民活動。這就是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先后來到臺灣進行殖民活動的原因之一。與歐洲殖民者的經濟模式相似，鄭芝龍-鄭成功集團也是因海外貿易而崛起，他們父子同樣明白臺灣在海權上的戰略地位。因此鄭芝龍在臺灣海峽的料羅灣海戰擊敗荷蘭人，并且大規模組織福建移民去臺灣，鄭成功更是擊退荷蘭殖民者，直接在臺灣建立第一個漢族政權。鄭成功收復臺灣不久后就逝世，如果他有幸活得更長久一些，無論他下一步的戰略是以臺灣為基地北上繼續抗清，還是南下進攻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或者短期內不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而致力于穩定臺灣，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會繼續堅持貿易通商，進一步加強海軍，控制東方的制海權。
然而，天不假年，1662年，鄭成功39歲英年早逝，他還有太多的使命沒有完成。關于他的評價，正如對手康熙皇帝撰寫挽聯道：“四鎮多貳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臺灣的明鄭政權，在1883年最終被清朝攻取。對于鄭家，或者明朝遺民來說，這無異于是個重大的不幸，因為最后一個明朝旗號的政權滅亡。而對于清朝來說，統一中國完成了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從中國地緣穩定的角度來看，臺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為中國地緣板塊的完整，特別是進出太平洋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暫時拋開君臣大義和民族、種族問題的思維方式，單單從地緣的角度分析中國的陸權和海權。那么，無論是立足東海（中國-日本沿海島嶼）的倭寇，還是立足臺灣海峽（金門-廈門-臺灣）的鄭氏集團，抑或是立足西歐、占據亞洲主要海峽據點、控制東方貿易航線的荷蘭人，都是海權勢力。而完整控制東亞大陸的明朝、清朝，都是陸權勢力。
不同于日本、希臘、西歐這些依靠海岸線的半島、群島國家，中國處在東亞大陸，擁有最適合農耕的大平原。這也確立了自古以來農耕文明為本的大陸政權體系，而“南船北馬”，南方的長江、運河、湖泊造就了內河水師，北方的草原造就了騎兵，而中原和南方山地丘陵造就了步兵。統一中國的政權，擁有這些軍事力量，就能成就強大的陸權帝國。而中國的海權力量，只能在沿海的狹長海岸線上活動，要么附屬于大陸的中央政權，一旦試圖武力挑戰中央政權的統治秩序，必然面臨失敗。所以14世紀的方國珍、16世紀的王直、17世紀的鄭芝龍這三個海上集團領袖，盡管年代不同，性格各異，但他們有個共同點：都不愿抗爭到底，而是見好就收，希望和解和招安。因為中國的地緣特點決定了，沿海勢力終究只能影響沿海，難以滲透內陸，就像盛夏的臺風，雖然強烈來襲卻只能影響沿海省份。反之，統一北方和中原的政權，就能集中強大的人力、物力，進一步統一沿海，就像冬季幾乎覆蓋全國的寒潮。所以選擇與大陸清朝政權抗爭到底的鄭成功，他的家族割據臺灣的海權勢力，最終還是無法對抗康熙皇帝所統治的，擁有東亞大陸的陸權帝國。

收復臺灣后，清朝繼續向西北的亞歐大陸腹地擴張，超過以往朝代，對漢滿蒙回藏五個板塊實施有效統治，并在外圍擁有一批藩屬國，建立了強大的陸權帝國。然而，進入19世紀，西歐各國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再次從東南沿海敲開大門。此時的英法，早已不是16、17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同樣也是海權帝國的英國，在19世紀成為日不落帝國。之后的日本，歷經明治維新，也一躍成為海權強國，甲午一戰，就是海權戰略的日本，擊敗海防戰略的中國（清朝）。因為日本聯合艦隊的戰略是奪取黃海的制海權，而北洋艦隊的戰略仍然停留在守衛沿海的傳統海防思路，而不是主動出擊，海上決戰，取得制海權。《馬關條約》的恥辱，其實也是海防戰略敗給了海權戰略。中國近代的百年屈辱史，本質上也是明清時代壓制本土的海權造成的。道理很簡單，大海就在那兒，大海的價值也在那兒，你不主動去要，別人總會來要的。一旦坐視大海淪喪，不禁很難再拿回來，而且對手會以大海為基地，進一步挑戰大陸腹地。那樣的痛苦，就像燕云十六州之于北宋一般。
漢朝和唐朝的強盛，在于統一中國本土后，進一步沿著河西走廊控制西域，建立陸權帝國。因為當時的陸上絲綢之路的要沖就在西域。控制西域，意味著在軍事戰略上奪取中亞的核心制高點，在經濟上控制商貿中心，在文化上輸出中華文明的同時引入印度、波斯、希臘-羅馬、伊斯蘭各文明。盛唐的開放和包容亦源于此。而進入宋朝，燕云和西北地區控制權的淪喪，促使宋朝轉向東南方的大海，建立海軍發展海權，以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海外貿易。再看當下，我們現在所強調的一帶一路，正是對昔日這兩條絲綢之路的重視與復興。
而到了明朝，世界貿易的中心已經從陸上絲綢之路轉到海上絲綢之路，如果能夠有效地把這些中國人的海商-海盜招安，由他們去海外開拓，開拓的土地都歸于大明，本來就是兩利的事情。王直也一直持這個觀點，他希望能夠接受他的招安，由他降服分裂混戰的日本各藩；鄭芝龍也是希望招安，但是明朝與海上勢力的和解來得太晚，此時明朝政權已經風雨飄搖。在大航海的時代背景下，這些中國民間的海商-海盜，原本也是可以和同時代西歐的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一樣，遠航海外，開拓新的世界。

“亦商亦盜，艦船浮沉三千里。可褒可貶，海洋縱橫八百年”。從傳統王朝史觀而論，那些東海上的梟雄們，不服王化，拋棄土地和祖宗，打家劫舍，是海賊、倭寇。但是從全球史觀和文明史觀而論，作為中國民間海上勢力的代表，他們控制海權，建立海軍，開辟海上絲綢之路，建立海上交通網，促進了文明的傳播交流。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海防，還是海權？戚繼光和鄭成功用畢生心血實踐自己的抱負，而這個問題，最終還是留給我們后人解答。

總體脈絡沒錯，編劇想突出戚繼光從一個不諳世事的熱血青年成長為運籌帷幄的大將的過程還有他克服萬難整軍滅倭的決心，戰爭戲還不錯，雖然鴛鴦陣就只有22集有擺出來（請專業人士來演的），但能有就不錯了，服裝道具雖然還是不夠符合史實但也是考究過了的，官場戲中老戲骨們的表演很出彩，尤其胡宗憲演的出神，就是把汪直之死強加于戚繼光頭上太顛倒黑白，不過一部主旋律片也不能要求太多，在今天爛片扎堆的情況下可以給個80分了。還有這片一定是刪減過了的，才30集，之前明明報的是40多集的，劇情明顯有些急了。

中央臺的馬屁是拍得越來越響了。

晚上在客廳看書，我媽剛好端盆來洗腳，就開了電視，陪她看了兩眼中央一套的《戚繼光》。且不說皇帝常服穿黑、太監穿紫、大戶人家女眷出門等等，就說臺詞吧，也是說客讀成“shuo ke,” 好不害臊。

特別有一點，幾乎每一場景結束時都有一句類似"是倭寇害了中國"之類的話，細思恐極：原來抗日神劇也可以拍古裝啊！之前跟我媽聊天，聽聞她同事某君因為赴日旅游而被大家暗中侮罵“賣國賊”，頗覺中央臺應該負一點這同事名聲受損的責任。

又看見嚴嵩貪了戚繼光的軍費，他老爹盛怒責備：世上最聰明的人是當今圣上，你不要再和皇帝玩心眼了。感到一陣“嘔穢似的惡心”，便落荒而逃了。

我媽洗完腳，電視一關上床玩微信去了。記起以前微博上常有“配飯視頻”一種說法，看來現在中央臺恐怕要用“洗腳專供”來形容了。

 
戚繼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 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漢族，山東登州人。明代著名抗倭將領、軍事家，與俞大猷齊名。率軍之日于浙、閩、粵沿海諸地抗擊來犯倭寇，歷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戰，終于掃平倭寇之患，被現代中國譽為民族英雄，卒謚武毅。世人稱其帶領的軍隊為“戚家軍”。有多部軍事著作及詩作傳世，戚繼光紀念館現為福建省愛國教育基地。另有，電影電視劇《戚繼光》上映聯播。

戚繼光是中國古代最杰出的軍事家之一。明嘉靖年間的倭患相當厲害，當初一股40多人的倭寇竟能從浙東深入腹地，直竄安徽、江蘇，千里一路掠殺，還圍著南京城兜了一大圈。南京駐軍12萬人，卻不敢應戰，遭這股倭寇傷亡的軍民竟達3000多人！而其時的蒙古鐵騎雖沒有成吉思汗時代的氣勢，畢竟延續著祖傳的驍勇，大明邊防也經常吃緊。但是，戚繼光登場了，格局頃刻逆轉。自嘉靖三十八年戚家軍形成到萬歷十一年戚繼光去職，戚家軍共斬級十五萬余，這在天下總體承平的年代，真是太給力了。更可嘆的是，戚繼光居然從未打過敗仗，連失敗是成功之母的一點切身感受都沒有。為何他能如此之牛？因為戚繼光走了一條創新之路。
——理念創新。戚繼光是一個大軍事家，會寫詩，也特別愛動腦筋，所以就寫了像《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兵書。這些兵書絕對是原創的，基本上沒有論文抄襲的嫌疑，而且特別管用。正如他在《紀效新書》序言中講的：“夫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時措之宜也。”這部書系統闡述了選兵、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等內容，有許多的新思想。比如，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敵人防御重點，迅速瓦解殲滅之。這類管用的兵法，就被幾百年后的（河蟹）所借鑒。不僅如此，戚繼光還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以“保國衛民”訓導官兵，可謂從世界觀的層面提升了戚家軍的戰斗力。
——組織創新。假如戚繼光從事機構編制管理，一定很懂行。在東南沿海抗倭時，他將步兵編制依次設為隊、旗、局、司、部、營，每隊12人，每營2699人，想再加1人湊個整都不成。他以隊為基本單位，尤其重視基層建設，發明了一個“鴛鴦陣”。鴛鴦陣由11名士兵組成，隊長站在隊前中央，其余10人分成兩列縱隊，分別持有4種不同的武器；隊長身后是2名持標槍的盾牌兵，其后是2名狼筅兵（一種形狀怪異的特制兵器，以長鐵棍為主干，上面扎滿鐵枝和倒刺），再其后是4名長矛兵，最后是2名短刀手。我在臺州專門看過陣法的演示，這可是長短兵器結合、推出五道攻擊線的組織形態。戚繼光到薊鎮后，又大刀闊斧，將全部防區劃分為12路，上面設東、西協守，分管東西各路軍隊。同時，戚繼光還組成車、騎、步三軍，創造性地設立了7個軍營，并在各營配置重車156輛，輕車256輛，步兵4000人，騎兵3000人。戚繼光幾乎可算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三軍總司令。
——技術創新。打仗可要憑真家伙，所以戚繼光很重視抓第一生產力，更確切地說，是第一戰斗力。由于戚繼光注重研究葡萄牙等西洋新式火器，又搞了自主創新，所以戚家軍擁有當時東亞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除了鳥銃外，還有火力威猛的佛郎機炮、神威將軍炮、加農炮等。要知道30年之后日本最強悍的薩摩兵團，全軍有2萬桿火槍，卻只有2門輕炮，直到了江戶時代才出現大型火炮。尤其可貴的是，戚繼光的技術創新充分體現在綜合集成上。主鎮薊州時，為對付蒙古騎兵，他積極推動車、騎、步協動的技術進步。在戚家軍的車營中，配置的戰車特有創意，有2名士兵，2門“佛朗機”炮，并且擺了8片可折疊的屏風，平時放在車轅上，戰時打開樹立一邊，供步兵出入。這個戰車勝似現代的裝甲車，作戰時，戰車先在騎兵之后排成隊形；待敵軍逼近，騎兵退入戰車陣內，車上的士兵施放火器；經過一輪噴火吐煙，步兵隨即從車后沖出，最后再是騎兵出擊。有了冷熱兵器混用、互動的技戰術保障，即使成吉思汗再世，蒙古騎兵也只能嗚呼哀哉了。
——制度創新。戚繼光絕對可以到國家體改委工作，他多年來大力改革軍制，不用衛所制的世兵，而招募流亡農民和礦工，組建新式部隊。同時，建立了嚴明的軍法，要求必須步調一致，因而推出“連坐法”。若作戰不力而戰敗，主將戰死，所有偏將斬首；偏將戰死，手下所有千總斬首；千總戰死，手下所有百總斬首；百總戰死，手下所有旗總斬首；旗總戰死，手下隊長斬首；隊長戰死，而手下士兵沒有斬獲，10名士兵全部斬首。當然，斬級的賞賜也很豐厚，每一級賞銀40兩，按購買力折算，相當于現今的萬元幣值。戚繼光還設立了固定的考選日期，武藝精通者予以獎賞，武藝生疏者予以處分。此外，像作戰有功、被俘不屈、遵守軍紀等，一律有賞；恃強霸道、訛言狂惑、偷摘瓜果、奸淫婦女等，一律論罪。這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如此拚命地創新，必然換來官兵的拚命和敵人的被拚命。與戚繼光同時代的對手們就慘了！戚家軍也終于成了一個知名品牌，連宋朝的岳家軍比之仍顯遜色，至于楊家將則是泡沫多多的演義傳奇。雖然戚繼光后來去職，但以戚家軍為班底的隊伍，一直是明朝的國防中堅。萬歷朝鮮之役，為克復平壤立頭功是戚繼光的老部下；鎮守遼東的袁崇煥，所倚重的關寧鐵騎與戚家軍也有淵源。可嘆的是，戚繼光畢竟不在了，他的班底雖存，但創新的靈魂已逝，創新的銳氣已退。當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興起之時，日落西山的明朝再也沒有了依靠。即使像袁崇煥這樣僅有的幾張牌，也被握在手中的崇禎不經意地撕毀，于是不再創新的明朝軍隊，連同那個暮氣沉沉的朝庭，自然走向了覆滅。

一直想寫點關于倭寇的東西，可又總拖拉著沒有動筆，最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轉發著名編劇王海林寫的《抗倭英雄戚繼光》的微博，轉發評論中紛紛陷入了反擊日本帝國主義的高潮當中，一種在前兩年打砸日貨高潮當中的深深憂慮再次產生，決定借著寫這部電視劇劇評的說一說倭寇和民族主義。
倭寇始于唐末，歷經宋元都沒有形成規模，反而在明朝強盛起來，直到嘉靖時期達到頂峰，形成滔天之勢。這就讓人很奇怪，宋元時期的海上貿易極其強盛繁榮，沿海之利多不勝數，按理說日本人要搶掠也得這個時候來搶，可宋元時期的倭寇恰恰是小打小鬧，始終不能成氣候，而實行海禁，沿海片帆不能入海的時候倭寇反而強盛起來，有錢的時候不大規模來搶，沿海什么也沒有的時候就靠搶貧困的老百姓又能搶到多少東西呢？顯然這不合邏輯，更何況當時的倭寇經常進入到寧波、徽州南京等內陸城市去打，這更不符合日本浪人的打法。而且倭寇人數多時十五六萬，先不說在冷兵器時代，隔著長長的日本海峽哪來的這么多人，而倭寇所過之處基本不搶東西，不騷擾老百姓，明朝大軍一到，倭寇迅速做鳥獸散，大軍一過，十幾二十萬的倭寇又迅速聚集到一起，這怎么看怎么像是美國打伊拉克時美軍一到，薩達姆的幾十萬大軍突然蒸發了，等美軍走了，薩達姆的軍隊搖身一變又重新出現。嘉靖一朝，前線捷報屢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那從賊是什么呢？
《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當時被倭寇擄走內陸人也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臺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夸大了。萬歷年間編寫的《虔臺倭纂》的官員謝杰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海濱人人皆賊，就已明確的說明倭寇基本上就是海濱的百姓，就是大明朝的子民百姓。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禁止一切海外貿易，正德年間因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和中國海商勾結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實行更為嚴厲的海禁，到嘉靖時連捕魚都不允許，“片板不許下海”。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地區的土地都是堿的，根本種不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沿海有句話叫做：“海者，田也。”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東海沿海數百萬漁民從此絕了生路，就在此時，倭寇來了。
倭寇打跑了官軍的衛所，使部分區域處于無政府狀態，海禁瞬間不頂用了。于是一些中國商人、海盜和更多的漁民就與倭寇勾結，但他們為的就是捕魚和進行海上貿易，而不是為了搶劫殺人，畢竟沒有人想搶自己家鄉，殺自己的父老鄉親。倭寇來了海禁就開了，我們能捕魚填飽肚子，還能做海上貿易賺大錢，可誰也不愿自己家鄉父老遭殃；可如果官軍政府來了就又要海禁，我們就賺不了大錢，吃不飽肚子。在這種選澤很快就有答案了，周邊地區都有樣學樣，暗中溝通支持，到最后漁民自己假扮倭寇，搗毀當地的府衙，導致整個東南警報頻傳。
也因為是為了填飽肚子，這些漁民。海商沒有自己的綱領和口號，即便規模最大的時候也沒有像陳勝、黃巢、方臘等農民起義一樣樹起一面大旗，因為他們加入倭寇大軍的訴求不是推翻政府，僅僅是要吃飽肚子這么簡單。
也許有人會拿抗日戰爭中數量不亞于日軍的偽軍來反駁，認為漁民跟從甚至假扮倭寇不能改變這場戰爭的本質，但抗日戰爭的本質是日本政府主導的對中國的燒殺搶掠，中國人民對日軍更是深惡痛絕的，可是倭寇并不是這樣的。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制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 “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仆，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看看沿海漁民對待倭寇，就如同親人子弟兵一般，這也充分說明倭寇的主體并不是日本浪人，而是沿海漁民，后來的大海盜頭子汪直更成了倭寇的總頭子，即便日本浪人也聽從汪直的指揮和安排，日本大名的武器物資進口都要從汪直手里要，日本浪人充其量是一個雇傭兵的角色。大走私集團雇傭了一些失去領地的浪人而已。
我們再來看當年的抗倭名將戚繼光，他真的是毫無爭議的抗倭民族英雄，還是按照建國后對鎮壓農民起義領頭人的評價：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呢？。
這個問題真的太大，我不敢下結論，戚繼光抗倭勝利了，在戚繼光之前也有過很多次勝利，但是每次勝利之后官軍撤走不了多久，倭寇又會鬧起來，就和抗倭名將譚綸用 “老鼠洞”比喻的， “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可是這一次老鼠洞是真的堵上了，但是堵上老鼠洞的并不是電視劇所演的那樣戚家軍軍紀嚴明，戚繼光的破釜沉舟，而是嘉靖皇帝駕崩了，朝廷里的很多有識之士和新皇帝認為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史稱“隆慶開關”。 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國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于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沿海人民富裕了，不但不鬧了，反而還會保衛自己的鄉土不被真正的日本倭寇侵犯，在沒有近代艦船，中國人口又占絕對優勢的冷兵器時代，僅靠大刀長矛，又沒有本地人的支持，日本人根本鬧不起來。但隆慶開關畢竟不是宋元時的全面開放，緊緊是給禁海政策開了一個口子，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清朝延續明朝的禁海政策卻沒有鬧什么倭寇，因為即便清朝禁海最嚴的乾隆末期，也開著廣州十三行等若干牙行的口子。
倭寇的事情說明當時海洋貿易依然控制在中國人的手里，卻脫離了正常的發展軌道，成為寄生在國家肌體上的官僚集團已經對中國地區國際貿易關系造成了極大危害，引起了廣大民間力量的堅決反抗，所以，以中國人為主力的倭寇橫行，是中國民間力量對這種畸形貿易關系的反抗。隆慶雖然有限的開關了，但和后來的廣州十三行一樣屬于官辦貿易，漁民雖然有了一條生路，但是能獲得的利益有限，而明政府卻通過有限開通的月港獲得了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漁民和商人依舊離心離德，大規模的倭寇沒有了，但是小規模的摩擦不斷，明王朝最終滅亡在這樣無休無止的內耗當中，原本擔心產生禍亂而對民間進行圍堵的政策最后反而成了王朝滅亡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不得不值得深思。
到了今天，戚繼光是無可爭議的民族英雄，誰敢反對迅速會給愛國主義扣上一頂大帽子，或者弄出一個“反愛國主義”名字，一番嘲弄揶揄一番，好像有了“民族主義”這個大旗一切都順理成章了，那么多奏章，那么多名臣都很清楚倭寇的主體是什么，但是沒人會公開承認，朝廷面對如雪片的奏章，更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兒，卻從來不說這是官逼民反，即便有了那么多明確的證據，朝廷依舊咬定了漁民是被日本浪人挾裹的，有了日本浪人這個明確的目標，一切都在大義上變得正確了，于是橫店影視城成了中國殺鬼子最多的地方，電視里天天手撕鬼子，炮轟鬼子，哪怕一個弱女子被鬼子被侮辱后都能縱身一躍，殺死十幾個鬼子，于是心滿意足，可是這樣的愛國主義我怎么看怎么是中國人在虐日本鬼子，受害者分明是日本鬼子啊！就像隆慶開關一樣，雖然暫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制止住了大的禍亂，卻依舊是對以往的小修小補，而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什么，充其量是一碗慢慢毒殺自己的毒藥而已。
戚繼光雖然抗倭“勝利”，在歷史上留下巨大的一筆，但是縱觀他的一生，卻十分悲情。而嚴嵩無論在普遍認知還是這部電視劇中，依舊是阻礙時代進步的大貪官大奸賊，抗倭的艱難自然順理成章的歸咎到了嚴嵩身上，所以嚴嵩倒臺了，抗倭事業順利開展了，這很符合中國普遍的歷史觀：每一段王朝的興衰，總有一些悲劇的英雄，和造成這種悲劇的奸臣，最后亡國的責任十分明確的由奸臣承擔，卻從來不去考慮奸臣是不是真的是奸臣，即便他真的是奸臣，亡國的原因又和奸臣有幾分關系？后來不是不知道前朝滅亡和奸臣沒什么太大的關系，恰恰是自己的王朝滋養了大量的奸臣，但是后來的王朝從來不去思考這些，而是把亡國的責任繼續丟給奸臣，就和大明滿朝上下都知道倭寇并不主要是倭寇，但卻又眾口一詞的說他們就是倭寇。
我在汪海林編劇的微博上看到這樣一段話：

歸納為這部劇的主題：國事無黨。我覺得歸納的很好，劇本創作中，就緊緊抓住這個主題，當時朝內，各方勢力暗潮涌動，政治斗爭瞬息萬變，各陣營、各派系的斗爭，如果去一一展現，就是我本人最厭惡的宮廷陰謀劇，展現陰暗和無價值的官場斗爭，如果有了“國事無黨”這個主題，拋開政治分歧，拋開利益之爭，在外敵入侵的背景下，寫超越派系超越利益的政治人格，不寫風向寫風骨，不寫如何做人而寫如何成為人，去弘揚一種更有價值的歷史形態，寫昂揚和犧牲，完成戚繼光——這個我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自滿自足。

歷史就是過去的事實，但我們卻總要把他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明朝黨爭那么嚴重的情況下，怎么可能因為這是個陰暗面就變成國事無黨，讓歷史在每個人的筆下都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表達，如果這僅僅是一部普通的娛樂劇尚無話說，可要上升到一部弘揚愛國主義影片的時候，這是完全在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毒害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就是要一絲不茍的全景式的展現：對的錯的，好的壞的，陰暗的光明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偉光正，這樣塑造出來的英雄只會隨著歷史背景的深挖而遭到人們的質疑，乃至反感，最后變成完全失去公信力，再也沒有人相信這種宣傳，即便宣傳的有很大比例是對的，也沒有人再去相信，我們已經有過太多這樣的例子，譬如雷鋒。
說了不少，很多東西想深入下去，但是篇幅有限，不能深入，因此很雜，亂七八糟。雖然由很多批評之聲，但我卻對這部電視劇并沒有什么意見，因為電視劇我并沒怎看，我寫這部劇評本身就是借助電視劇來評說電視劇之外的東西，和這部電視劇本身沒有太大的關系，純粹為了評而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