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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
分類:戰爭片 美國 1979
主演:馬丁·辛 馬龍·白蘭度 羅伯特·杜瓦爾 弗雷德里克·福瑞斯特 山姆·伯頓斯 勞倫斯·菲什伯恩 阿爾伯特·海爾 哈里森·福特 丹尼斯·霍珀 G?D?斯普拉德林 斯科特·格倫 詹姆斯·基恩 克里·羅塞爾 辛西婭·伍德 考林·加普 琳達·卡朋特 杰克·唐蒂博 格倫·沃肯 達米安·利克 赫布·賴斯 馬克·科波拉 比爾·格雷厄姆 杰瑞·羅斯 迪克·懷特 克里斯蒂安·馬康 奧蘿爾·克萊芒 弗蘭克·維拉德 羅曼·科波拉 吉安-卡洛·科波拉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李·厄米 喬·艾斯特維茲 拉瑞·弗蘭科 吉姆·蓋恩斯 埃 ?
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越戰后期,美軍上尉威拉德(馬丁?辛 Martin Sheen 飾)奉命沿湄公河而上,搜尋脫離美軍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國的科茨(馬龍?白蘭度 Marlon Brando 飾)上校,將他帶回或殺死。科茨上尉曾經是美軍在越戰中的英雄,戰功赫赫。然而,忽然有一天,他失蹤了。隨 后,情報指出他在柬埔扎建立了自己的王國,自己的軍隊,專門反對美軍。
威拉德與幾名士兵一路沿河而上,途中他們目睹了種種暴行、殺戮,目睹了無論美軍士兵還是當地人在長期的戰爭中精神扭曲,做出的種種非正常的行為,威拉德感到了極大的震撼。
威拉德最后在柬埔寨科茨的王國中被當地人捉住,見到了科茨。然而,科茨竟欲求一死,叫威拉德將這里炸為平地……
《現代啟示錄》改編自康拉德的名著《黑暗之心》,原著主要講的是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的瘋狂掠奪,那是殖民主義最火熱的時代,而電影展示的是殖民主義在全球衰退的時代,描述的是越南戰爭場景。
這部電影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威爾德帶著暗殺的任務去尋找庫爾茲,一路上的見聞與遭遇是明線,而威爾德翻看資料時的獨白,逐漸拼湊出了庫爾茲的人生歷程,可以看做電影的暗線。電影在場景的處理上,也是經常穿過一團團迷霧,就像《帝國時代》《星際爭霸》等老游戲的戰爭迷霧,你無法看清楚全貌,也不知道潛在的危險在哪里,被恐懼包圍的感覺貫穿了全程。隨著資料慢慢的拼湊,庫爾茲的人物形象也一點點的建立起來,觀眾和威爾德同樣渴望見到那個傳說中的神人,而威爾德將要去殺死那個神。
明線歷程清晰地展現了,越戰中美軍的所作所為,和越南人民的悲慘境地。越往上游越能發現美國已經深陷泥團,不能自拔,戰爭沒有贏家,雙方都在地獄痛苦掙扎,人人都是“爬行在剃刀邊緣的蝸牛”,這就是《現代啟示錄》的主題。“啟示錄”是圣經新約的最后一卷,在世界末日,耶穌基督會從天上再臨,降下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審判所有的惡人。電影用“啟示錄”這個名字,寓意很明顯,就是展示殘酷的戰爭如何泯滅人性,如何摧毀一切美好的東西。而庫爾茲的暗線就是反思,為什么發動戰爭?何謂正義與道德?這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問題,當然,電影并沒有明確的答案,只是呈現。
空中騎兵的指揮官基爾戈,是美國軍官的非典型,他打扮得像個牛仔,享受戰爭,游戲戰爭,大舉進攻越共據點,無差別攻擊屠殺平民,其實是為了玩沖浪。對于這樣的人,他不會去考慮戰爭的“目的性”和道德底線,可以說恰好是庫爾茲的反面,因此他活得很開心,至少表面上很開心。空中騎兵的戰斗場面也說明,美軍在實力上完全碾壓對手,但為什么不能贏得戰爭呢?
再說兔女郎。絕大部分的動物每年只有一個發情期,只是為了生殖和繁衍,只有人類不同,隨時可以有性行為,除了生殖,性成為一種娛樂。花花公子兔女郎可以說是美國特有的性文化符號,風靡全球幾十年的暢銷雜志,以刊登裸照出名,很多美國女孩都夢想著上雜志封面,那些女孩在美國本土大多是富豪的玩物,把她們送到戰場就是把鮮花扔進了糞坑,兔女郎的遭遇對比越南平民的悲慘,同樣的揪心,或者更加的惡心,在瘋狂的戰爭中,沒有人可以幸免。
法國人的莊園是展現殖民時代的終結。歐洲資本主義在全球推行殖民政策幾百年,瘋狂掠奪的同時,制造了無數種族屠滅的慘案。而這些隨大流的先進文明人,占據別人的土地太長時間,已經當做自己的家了,但覺醒的落后民族不答應,在全球反抗殖民的時代,他們留不下來,也無處可去,注定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越戰后期大部分的美國軍官已經失去了信心,他們曾經驚嘆對面那些野蠻人,為什么總打不怕殺不完,現在已經麻木了,只想逃離這個人間地獄。都朗橋指揮官的缺失也是有寓意的,暗示美國政策的制定者實際上與現實脫節太多,他們坐在辦公室里面,利用各種數據圖表分析,總認為即將取得勝利,而穿梭前線的戰地記者告訴他們,數據里缺少一樣東西,那就是“越南人民的感受”。消滅一個越共只是少了一個敵人,但錯殺一個平民就會增加10個敵人,延綿幾十年的戰爭,刻骨的仇恨已經無法消解,“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越南人眾志成城全民皆兵,美國不可能打著正義的旗號殺光所有人。
在最后的據點,威爾德終于見到了那個傳說中的神,鋪墊兩個多小時,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病懨懨的光頭胖子,滿地的頭顱尸骸和癲狂的信徒,完全無法和鏡頭里那個冷靜而知性的人聯系起來,等你剛剛在質疑的時候,他突然砍下一顆頭顱仍在你的懷里,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庫爾茲的行為方式和內心本身就是個謎團。
本片的拍攝過程有個紀錄片《黑暗之心》,對電影幕后有興趣的同學建議看看,片中展示了科波拉拍攝《現代啟示錄》時,遇到的種種問題,其中最讓他崩潰的就是結尾怎么拍,馬龍·白蘭度和科波拉是每天一個即興表演,一邊改一邊拍。庫爾茲這個人物的內心是整個影片的集中宣泄點,一個軍事世家的天才軍人,懷著拯救蒼生的理想踏上戰場,逐漸迷失在現實的叢林里,他厭惡高層的謊言,厭惡那些兩面三刀的人,厭惡那些盲目崇拜他的人,也厭惡自己。馬龍·白蘭度的天才表演最終很好的詮釋了這個孤獨的人,一個與現實隔離自我放逐的靈魂。
在看過多次之后,我個人反而認為結尾不是最重要的,威爾德一行幾個人物的轉變與扭曲才是本片最值得關注的點。
17歲少年克林的扮演者當時其實只有14歲,不說可能想不到,他就是《黑客帝國》中偉大的莫非斯。克林最終死在船頭,代表了很多美軍新兵的相同命運,那些孩子們根本不知道為什么而戰,全都是被人忽悠到戰場的炮灰。
膽小神經質的大廚根本就不應該上戰場,在經歷了多次的生死考驗之后,他終于成長為一個有責任心的軍人,這份責任心并不是什么愛國與正義,而是對一起出生入死同伴的羈絆,但他最終還是落得身首異處。
蘭斯本來是一名優秀的運動員,他在過程中的轉變表面上是最溫和的,而實際是最可怕的,根本對戰爭一無所知的陽光少年,最終完全迷失了自我,變成了一個行尸走肉。
酋長是一個只知道執行命令的軍人,不參與猥褻兔女郎,和對誤殺的越南平民表現出的內疚,都證明他良心未泯,而他死前想要殺死威爾德的舉動,才真是讓人觸目驚心,估計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長期被恐懼侵蝕的內心,已經完全黑暗了。
威爾德是經歷豐富的特種兵,影片一開始就展現了他被戰爭摧殘得精神崩潰的現狀,接受任務只是他需要一個任務,有個事情做可以讓自己不再胡思亂想,所以在過程中反而是最冷靜的一個人。但越了解庫爾茲他就越迷茫,自己準備要殺死的那個同胞,和他其實是同一類人,都是被戰爭扭曲被恐懼侵蝕的孤獨靈魂,這樣的任務沒有任何意義。
整個電影所表現出來的,都是迷茫、混亂與恐懼,真正看懂這部電影,會發現其它美國主旋律的戰爭片,根本就不在一個層次。
越南戰爭是近代史上全球格局變化最大的一個時期,資本主義殖民時代終結,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美蘇冷戰格局形成。資本主義的首要目標就是防止共產主義紅色政權的擴散,這是一種恐懼,恐懼自己搶來的東西被人搶回去,這是美國出兵朝鮮和越南的根本原因,而他們喊出的口號是,要帶給全世界人們自由民主。我們中國與這幾場戰爭都有很大關系,中國被資本強權摧殘蹂躪幾百年,總結出一句話“落后就要挨打”,時刻恐懼著“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我們沒能力搶回來什么,只想防止別人再次回來搶。
其實可以反過來想想,人類發展進程表明了,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領先了就會去欺負人”。美國歷來就是這么干的,號稱“世界警察”,打著正義的旗號,干著欺負人的事,那個語境是“你們太落后了,我來幫你們進化一下,哎呀,你個野蠻人不知好歹,我打你還敢還手”。為什么《現代啟示錄》在911事件之后重新上映,反而獲得了更高的評價呢?基本上可以理解為,911就是美國長期在外面欺負人的因果循環,仇恨的種子種下了,總有一天會開花結果,而幾十年前的電影早就把這個道理說清楚了,就是沒人相信。
片中庫爾茲講述了造成他轉變的一個事件,美國人來到一個越南村莊,給小孩子們注射疫苗,但他們再回來的時候,發現那些注射過的手臂全都被砍掉了,堆了一堆小手臂,于是庫爾茲頓悟了,所謂先進文明幫助落后民族,帶來自由民主只是一個謊言,最大的善意是不去打擾他們。影片借法國人的口說出了,美國是在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虛無而戰,根本毫無意義,戰端一開只有殺戮與仇恨,地獄都是自己建造的。
殺戮之心是人類最根本的劣根性,從原始部落時代延續至今,所謂文明就是逐步消除殺戮心的過程,不光是越戰,所有的戰爭一但開始,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惡魔就會被喚醒,吞噬一切。而從大航海時代開始,資源掠奪才是最無恥的“黑暗之心”。冷戰格局自然消亡的今天,發達資本主義依然沒有改變,只不過采用的是技術封鎖、經濟制裁等,貌似更為“文明”的方式,總之不能讓你過上好日子,你過好了讓他們恐懼。
可怕啊,可怕!
現代啟示錄
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編劇:約翰·米利厄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主演:馬丁·辛/馬龍·白蘭度
類型:劇情/戰爭
制片國家/地區:美國
1979年的戛納電影節上,科波拉面對滿堂的媒體和攝影機,向他們如是描述彼時尚未定版的《現代啟示錄》:“我的電影并不是一部“票房大片”(Myfilmisnotamovie),它并不是關于越南(戰爭)的故事,而就是越南本身。我們制作它的方式恰恰就像美國人在越南中所做的:我們在叢林之中;我們有太多的人馬,太多的設備,于是一點接一點,我們失去了理智。”
四年以前,科波拉賭上兩部《教父》中掙得的名聲和雄心,親自出資,從喬治盧卡斯的手中接過《現代啟示錄》的劇本,舉家前往東南亞,在叢林里度過他的人生中最狂熱和幽暗的時光。40年之后,在4K畫質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電影經歷了公映版,和新世紀初的重生版后,于全世界范圍迎來了它的最終剪輯。上海的觀眾迎接這一部宛若全新的電影之時,我們會再次想起他這一番咄咄逼人的自白,仿佛從冥河涉險歸來,這位先知向每一個在文明社會中漫不經心,期待著電影結束后照常生活的觀眾,傳遞著地球上隱秘的角落里來自死神的訊息。
帝國喊出“末日就在此刻!(ApocalypseNow)”之后幾十年,這部電影對剛剛從病毒圍城的環球恐慌中稍許解脫的我們來說,除了是一次對影院歸來的慶典之外,是否還承載著另外的意味?越戰的陰影早已遠離我們而去,然而在和平時代靜坐,沉默或者被信息嗡鳴的時分,戰爭的碎片時常冷不丁地橫亙在我們的雙眼之前,卻又在幾天之內消失得無影無蹤。但科波拉的不安難道只是源于反戰嗎?如他所言,每次《現代啟示錄》出現在熒幕上,它的意義就超出了“電影”,這不僅僅因為它在一開場就向我們展示自然在戰火面前崩壞時化成的塵埃,或是機械在碾碎肉眼之時無情的轟鳴。它不僅是一場為炫耀戰爭之虛無而舉辦的華麗舞會,還是從這一場舞會出發,一件一件剝去身上的首飾,衣著,壯舉,肉欲和空話,遠至未開化的大陸中心,直到蒙昧深處的逆歷史奧德賽。
軍官威拉德帶著暗殺一個瘋子的任務逆流而上(河流-歷史),“走進”叢林的深處,正像電影脫胎的小說《黑暗之心》中的主人公所說,“并非前往大陸的中心,而是地球的中心”,其隱文恰是人類于地球史(與“歷史”的人類中心相對)的回溯,軍官,連同著他所代表的文明——像阿彼察邦的叔叔布米一般——一邊念叨著終結,一邊“走回”叢林,直到在地球史的另一端,看見了自己的另一張面孔。
”我們優雅地享用我們的正餐,血腥的屠宰廠被精心地隱藏起來”。《現代啟示錄》正像愛默生這句箴言的圖解,在電影里美國人似乎打定主意不再為西方列強虛假的正餐禮儀,和它背后無節制的罪惡蓋上華美的裹尸布。逆向奧德賽的途中,屠宰場中哀嚎的也不僅是生靈,還有價值體系,人道,語言,甚至還有歷史流逝的錯覺,以及一個對神祗的想象。或者說,這些在電影中接連死去的詞語其實從來都是一根繩索上的同義詞,它們之間的轉義支撐起了普世生活的表面,但只有在科波拉的旅程中,這些脆弱的維系在朝彼此接近的同時紛紛快速坍陷,文明的兩極(極機械和極原始的)在時間的漩渦里相遇,偶像也在虛無和重建間反復徘徊。
那么,《現代啟示錄》究竟是什么?如果說它是一場對戰爭的直接記錄,我們在其中看不到英雄,看不到群眾,甚至看不到斗爭,只有在狂熱和虛無邊緣交際的混沌。科波拉首先遵循的是一種書寫歷史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歷史放棄把握自身的話語,放棄描摹英雄和史詩,而將記憶的刻印權直接交給了炮火。這代表著在電影的一開始,政治機器的權威就被宣告瓦解,一部去意識形態的戰爭百科裸露在我們面前,被剝除權力的自我掩護,于是我們得以看清歷史糖衣下的真相,得以向“斗爭,勝利和幸存者”式的革命詞匯反詰:“不,你看,沒有英雄,我們都是豬!”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該如何談論它?科波拉在攝制過程反復修改約翰.米利厄斯(JohnMilius)的劇本,甚至根據自己在夢中見到的異象加拍了影片開頭在西貢酒店的段落,又在馬龍白蘭度最終加入劇組的時候,持續三周每天為他即興寫新的對話,因為連科波拉自己也不能決定電影將走向何方。混亂的種子從運動影像中蔓延到了攝像機的背后,仿佛時間借著鏡頭又完成了歷史的重演,我們必須向自己發問,為什么混亂(chaos)是無所不在的背景?
毫無疑問,鏡頭下越戰的狂熱即是美國的狂熱,我們難以想象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軍官,會做出出動十幾架直升機空襲只是為了在村莊面前的海面沖浪的決定。但我們同時又該意識到,美國在這里又成了人類現代文明的隱喻,一個灌飽了垃圾食品和蒸汽廢料的巨型嬰孩,憑著一身鐵甲在地平線之內肆虐,需要長年累月地嗅到樹葉燒焦的氣味來維持自尊心的燃燒,法典和天秤對他似乎不再適用,他的眼中也不再容納得下另一種生靈的凝視。
媒體的滿紙謊言,國內的反戰輿論,國外的節節敗退,長達四任總統的鏖戰,像動物一般原始又未知的敵人,蘇聯的無形壓迫,越戰的泥濘是美國人的驕傲在70年代急需破解的題眼,但似乎又是一個再精巧不過的借口,向電影打開進入歷史中所有迷宮的窗戶。“應當愛你的鄰居”——它作為一句規訓建立了基督教牧養的西方文明,又作為一面文化旗幟在外邦之地掀起了自中世紀以來的腥風血雨。
一心想著沖浪的中尉Kilgore最終勢必是這場戰爭中的犧牲品。即使被荷爾蒙沖昏了頭腦的他不至于喪生在槍口下,他也在勝利即紀律的虛妄中也扭曲了人之為人的準則和資格;如果說虛榮和毀滅欲是兩個成正比的矢量的話,他正像一條碰巧爬至人類至高處的蠕蟲,看清了腳下一個帝國龐雜如蟻穴的無數工程實際上只是海市蜃樓——因為制約它們的法則在權力的至高處便不再有效——在這里唯一合法的炫耀便是毀滅,他太自然地掌握了這個法則,但卻忘記了知道這一真相的他也緊緊地被毀滅跟隨。
女武神和直升機的轟鳴里,他的側顏一面反射出意志的滿面紅光,一面映照出末日的焰火,仿佛瓦格納和戈培爾共謀的一場超現實集會。他親自扮演禮教的劊子手,但是卻在膨脹的虛榮里進入另一個謊言,并且將在可見的未來里因著這個謊言死去,以庫茨的方式,黑人船長的方式,或者《全金屬外殼》中胖子比爾的方式。
這個謊言便是權力的幻覺。如果我們還記得《竊聽大陰謀》(TheConversation,1974)中的竊聽高手哈里的話,便會想起這個男人對向他耳中源源不斷地涌來的秘密是如何地充耳不聞,他又是如何精心地在阻擋這些秘密對他的腐蝕。而在他唯一一次選擇相信權力給他的饋贈之時,他才發現自己手上其實不曾有過任何權力,并且因著這次輕信,頃刻間他喪失了所有的自由。《竊聽大陰謀》中的諷刺恰恰為《啟示錄》的混亂提供了動能:權力一旦投入使用,欺騙(談話男女的陰謀)和受騙(談話的捏造本質)的機制便開始運行,它不僅要毀掉它的敵人,還要吞沒任何為它效力的人。電影的結尾,哈里坐在被扒得稀爛的公寓里吹起了薩克斯,周圍是權力掃蕩而過留下的廢墟。這片廢墟緊接著《現代啟示錄》的開頭,科波拉將這片哈里蝸殼式的凈土放大了無數倍,于是我們置身在叢林之前,螺旋槳和風扇有如權力鼓起的翅膀,同屬于這場正義化的恐怖襲擊。
如今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電影的開場便是TheDoors高唱的TheEnd。在一場騙局(結尾出庫茨向威拉德閱讀的報紙新聞)的風暴眼,語言最先失效(錄音帶中庫茨的囈語,暗應《對話》中清晰可辨卻正言若反的約定),接著是人的面孔(死亡撲克,圍觀兔女郎的群眾),與此同時是帝國的錯覺(法蘭西殖民地中的夕陽),最后是時間的流逝(混亂的重復,上游逐漸凝滯的時間)。權力即是一個矛盾體,一面不斷制造話語和秩序,一面以其自身的荒謬和暴戾承認著秩序的虛無,如果說歷史(被權力書寫的)是河流中威拉德途徑的驛站的話,那一次在河岸上未經歷史(權力)許可的停留,便是文明不經意間踏入非歷史的失足——大廚被叢林中跳出的老虎嚇得嚎啕大哭,因為他從未距離歷史如此遙遠,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件意象,如此栩栩如生地同時昭示了生和死,而且在生死之間扯開一條一念之差的裂縫。
這一刻我們突然對戰爭的真相恍然大悟,它是歷史朝向非歷史的脫軌,是權力按捺不住自身涌動的虛無,朝向虛無發起的攻擊:虛無從這個撞擊的破口向我們噴涌而出,我們以血肉之軀面對叢林中射出的匿名之箭。非歷史的真相是一片嗡鳴的海洋,無意義的生命,它漫沒有語言,因此沒有主客之分,也沒有詞語和想象的割裂,但是卻漫布在意識和物質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歷史對它恐懼,于是在這片汪洋上耕種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田地:騙局和遺忘,前者造了一張彌天大網,其形式是自我對話,后者隨時洗去網上所有的沙,利用人類短暫且謬誤百出的記憶,其形式是修正歷史。(庫茨讀給威拉德聽的報紙)
在《現代啟示錄》中,戰爭是一個和美國所代表的現代文明截然相反的隱喻,隱喻一切撞入秩序中、或者在秩序的進展中無意間孕育的無秩序,通過將電影書寫成戰爭本身,科波拉讓我們直接身處于非歷史當中,在這片被掩埋的土壤上,生和死各占一半領地,軍艦駛過的迷霧和叢林,象征的正是榮格在《紅書》中所闡釋的終極意義,它是意象和力量的統一,融合了交替而生的意義和無意義。
可是在歷史中只有意義,只有龐雜的因果鏈條制造的生之假象,它要么英雄化了死,要么將死視為道德或者生物上的必然,通過英雄化將生命變得永垂不朽,通過必然性將理性置于虛無之上,再次暗示了秩序的永存。意義是歷史掙扎求索的目標,然而對于非歷史來說,它只是一個階段,或者一個子類型(subtype)。空虛是歷史戴上無數重面具盡力掩飾的本質,然而對于非歷史,空虛則是它存在的形式,因為萬事在其中永遠正在發生,正在消解,但從未定型,從未充盈。我們不該說“死是生的結束”,草率地以生定義死,而應該說“死是生的背景”,就像說河流是船的背景,以此擴大生的定義。
于是我們可以解答為什么在科波拉的電影中,戰爭的每一個側面:空襲,浪花,椰林,浮橋,燈火,血肉,平民,都只是像費里尼片中千奇百怪的面孔一樣飄過,它們不顯得慘烈,甚至在虛幻中異常壯觀:因為這是通向非歷史的路、道和橋梁,是理智(威拉德)轉變成荒淫(庫茨)的過程,起點是文明的死亡,終點是意志疲憊不堪的沉默,我們途徑風景,它們在死亡的壁畫上顯得勻稱且虔誠。《現代啟示錄》便是這樣一次尋找,它不朝向外部某一件失落的珍寶或者臆想的傳說,而更像月球尋找自己的暗面。威拉德的長途跋涉,其實又只不過是從遠古以來就決定背向深淵的人類一次艱難的轉身,這個動作是如此微小,但卻要求他重新懷著雅各和上帝摔跤時的激情和恐懼。
但這個對個體來說猶如移山的任務,對群體來講卻輕如鴻毛。個體需要突破文明沉重的地殼,但是文明想要躍入自毀的深井,只需將歷史的一葉障目從眼前挪去(正如科波拉所做的),或者始終被作為人類保護罩的歷史轉而變為人類的敵人,后者在20世紀大規模的種族屠殺中反復上演。人文荒蕪(horror)和道德災難(moralterror),庫茨上校的兩位好友,又或者是兩位主人,即是非歷史自身(叢林),和歷史中未能成功抑制的非歷史(罪惡)之顯影(embodiment)。它既存在于外部,也存在于人性之中。文明正像荒原中拔地而起的一幢高樓,它慶祝自己的奇跡,豎立自己的標桿和偶像,在它使自己的尖頂離地面越來越遠的時候,它似乎逐漸遺忘了自己仍然扎根并始終屬于這片荒原。相信秩序會像雕塑一般永恒,它患上了驕傲病,認定自己的崛起就意味著這片荒原的消逝,不曾發現荒蕪在源源不斷地從建筑內部向外生長。過高的理想會成為最毒的刀刃,我們立刻可以想到的例子便是共產主義的歷史:荒原張開血盆大口,等著仍然向上攀升的危樓傾覆的一天。這便是圣經中告訴我們“(末日的)時間近了”的緣由,它所警示的并非一個由神決定的終結點,而是由人的姿態決定的,與時間流逝無關的結局。
權力制造了文明的囚籠和時間的漩渦,但這一墻之隔內,錯誤的并非歷史的存在,而是歷史試著一手遮天,讓一個族類相信它便是世界的全貌,從這時候開始我們失去和非歷史和諧相處的機會。庫茨上校口中的越共比起美國大兵,更擅長在恐懼和野蠻中生活,他們對倫理了然于心,同時又和死亡同樣親近,善于愛,也善于破壞和殺戮,因為在這個殘缺的世界里,完整的愛也意味著心甘情愿準備去破壞。因此當我們將愛和和平視為理所當然的時候,也就預兆著自己將更容易失去它們,因為我們必然無力抵抗突如其來的恐怖,只能在它的意象前俯伏投降,正像庫茨上尉被它咬至空心的軀體。
我們的時代正像硬幣的兩面,一面是犬儒主義,一面是秩序堆起的騙局,在一正一反的錯亂中,雙雙阻止著信仰的重新誕生。威拉德必須要殺死庫茨,因為人類必須要超越自身的死亡欲繼續生活,但人類又不能忘記死亡,于是庫茨像圖騰動物一般在一派狂歡的儀式中被奪去了生命,從這一刻開始他才真正被當成神祗紀念。在庫茨的身上,在科波拉的造神運動中,我們看到信仰誕生之初最原始的形式:它并不像其所暗示的那樣關乎永生,而是代表著人類與死亡,與無秩序和解的第一步。反而是撕碎了信仰的世界,更像一個遺忘死亡的永恒之城,在這里才居住著口口聲聲地聽信民祈禱,賜風賜雨的上帝。無獨有偶,在疫情初臨的全球封鎖,和重現陰霾的國際局勢中,我們似乎發現了自己完全失去和恐懼共處一室的可能。
本周五(12.27)19:30 改編自康拉德的《現代啟示錄》在 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報名詳見文末。參與本周活動的會員有機會獲得贈書《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康拉德》。
編者按:2019年是《現代啟示錄》的四十周年,這部偉大的作品如今已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作為剪輯師的沃爾特·默奇,與《現代啟示錄》之間這場長達數十余載的羈絆就好像是“漫長的親密行為”。從1979年版的《現代啟示錄》,到二十世紀初期的導演剪輯版,他將被刪除的片段更加有機的融入電影之中。他將剪輯當成一種全身的舞蹈。本文內容節選自《剪輯之道》以及《眨眼之間》,概括性地闡述了沃爾特與《現代啟示錄》的親密關系以及他對于剪輯的深刻領悟。
沃爾特·默奇,新好萊塢運動中最為知名的音響設計師和剪輯師之一,也是美國70年代崛起的“學院一代”電影人,被譽為好萊塢名導背后“看不見的大手”。在南加州大學學習電影技術期間,他與弗朗西斯·科波拉和喬治·盧卡斯相識,成為了科波拉在舊金山成立的西洋鏡電影公司的早期骨干。沃爾特因在《現代啟示錄》以及《英國病人》里的創造性貢獻而在奧斯卡梅開二度。
沃爾特·默奇在《現代啟示錄》中創造了音效設計的概念,并將電影音響從輔助性角色提升至了獨具藝術力量的高度。同時,沃爾特在《冷山》中開始使用蘋果公司的低成本剪輯軟件Final Cut Pro,直接推動了世界獨立低成本影片的制作。他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卻唯獨對電影史知之甚少。科波拉評價他有著堂吉訶德式的頑皮風格。
以下文段節選自后浪出版公司于2012年8月出版的《眨眼之間——電影剪輯的奧秘》中的《01 剪切——可見與不可見切口》,作者為沃爾特·默奇,譯者夏彤。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總是在事物的極端情況下我們才能更深地理解事物的中間狀態,比如冰和水蒸汽可以比液態的水能展示更多水的本質。雖說任何值得拍攝的電影都必將是獨一無二的,但畢竟每一部電影的攝制條件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談論什么是電影拍攝的“正常情況”幾乎就是誤導。《現代啟示錄》按任何標準來說,不論制作期限、投資還是藝術野心、技術創新,都可稱得上電影制作的冰和蒸汽一一整個影片耗時如此之久,我花了整整一年來剪輯,又用了另外一年來準備音效和混音,后期制作所耗費的時間是我參與過的電影中最長的。
這或許可以稍微提示一下,電影制作中什么是“正常”或什么可能是“正常”的。之所以會有那么長的制作周期,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素材量巨大。125萬英尺(38.1萬米),相當于230小時的素材膠片,想想最后完成的影片長度約2小時25分鐘,片比差不多是95:1也就是說,每95分鐘的素材有1分鐘最后會呈現在屏幕上。作為參照,劇情長片的平均片比大約是20:1。
在那95:1的風景中跋涉,無異于穿過一片密不透風的森林,偶爾能見到開闊的草地,然后又迷失在厚密的樹叢中。比如直升機轟炸那一段,素材保障度實在太高,而其他場景的保障度相對低多了。我相信光是基爾戈上校的場景就拍攝了22萬英尺(約6.7萬米),在最終完成的影片中占了25分鐘,所以這段的片比高達100:1。但是很多過渡段落就只有一個主鏡頭——弗朗西斯用了太多的時間和膠片在主要事件上,只好用最少量的鏡頭處理那些過場戲段落。
舉個大場面作例子。直升機高聲播放瓦格納的《女武神之騎》進攻越共那一段,是按照一場實戰事件設計的,所以完全是按紀錄片的方式來拍攝,而不是按照一系列仔細構圖的單個鏡頭來拍攝。其編排需要大規模地調動人員、軍械、攝影機以及景物本身,這就像是把一個惡魔似的玩具上好發條然后放手。
當弗朗西斯大喊一聲“開始",電影拍攝就變成了真正的戰斗:八架攝影機同時運轉,有的在地上,有的在直升機上,每一架都裝著1000英尺(304.8米,11分鐘)的膠片。拍攝結東后,除非有什么明顯的大問題,否則攝影機的位置就換一下,然后全部過程再來一遍,然后再來一遍,然后再來一遍,一直拍到他們覺得有了足夠的素材為止。每一次都會拍出8000英尺(2438.4米),相當于一個半小時時長的膠片,沒有任何兩個鏡頭是相同的,簡直就是紀錄片的覆蓋式拍攝。
無論如何,在最后,當電影穩穩當當進了影院,我坐下來琢磨,我們(好幾個剪輯師)總的工作天數除以電影成片中總共的剪切數量,得到我們每人每天平均做出的剪接動作是......1.47個!
這就是說,如果事先基本知道我們的剪輯方向,那么耗費同樣多的天數,而每天只做出一個半剪接動作這樣的事情,就相當于我每天早上到那里,坐在発子上,做一個剪切,想一想下一個剪切點,然后回家,第二天再回來實施昨天想過的那一個剪切,然后再剪一下,然后回家,一直到花了同樣多的時日,完成剪輯全片的我的那一部分。
由于這一個半動作本身僅僅需要不到10秒鐘就可以完成,所以《現代啟示錄》眾所周知的特殊性作為參考可以讓人夸張地大松一口氣,但電影剪輯,就算是“正常”電影的剪輯,也不是僅僅把素材“連接起來”那么簡單。
它是發現一條道路的過程。電影剪輯師的絕大部分時間不是花在實際地“剪”或者“接”的動作上。
但對《現代啟示錄》而言,由于題材的敏感、非同尋常的大膽結構處理、技術層面上的種種創新,以及每一個參與者都覺得有義務做到自己的最好水平,所以事情最后的復雜程度被加倍放大了。而最重要的是,盡管本片有著巨額的預算,題材的涵蓋面也相當廣闊,對于弗朗西斯而言這卻是一部個人化的電影。很少有電影將如此多的特質跟個人的野心交織在一起。對應于成片中的每一個剪切口,可能都存在著十五個隱形的剪切口一就是那些曾經剪開,后來在反復修改的過程中,又逐漸重新接了回去的剪切口。
就算除掉這些,每個工作日里剩下的11小時58分鐘都花在各種各樣掃清障礙、照亮前方道路的活動上:試映,討論,倒片,再回放,會議,修改日程,被修剪下來的碎膠片的存檔,記筆記,記日志,以及無數心無旁的審慎思索。光準備工作就有這么巨大的工作量,只為了順利到達那短暫瞬間的決定性行動:找到一個剪切點,那是從一個鏡頭轉向另一個鏡頭的時刻,它應該看起來完全自然、簡單、不費吹灰之力。如果它真的還能被注意到的話,就應該是如此的。
以下文段節選自后浪出版公司于2015年2月出版的《剪輯之道——對話沃爾特·默奇》中的《引言》以及《對話|壹 舊金山》,作者為邁克爾·翁達杰,譯者夏彤。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2000年春,沃爾特·默奇應科波拉的請求開始重剪《現代啟示錄》。1977年至1979年間默奇一直在做這部片子,當時他既是該片的聲音設計師,又是負責畫面剪輯的四個剪輯師之一。二十二年之后,所有素材,都得以從深藏的地窖中找出來,重新受到檢視(包括被拋棄和“遺失”的場景,以及所有音效資料,它們被小心保存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幾個石灰巖山洞中,洞內溫度和濕度都有嚴格的控制)。此時此刻,《現代啟示錄》已經在美國人的心靈深處生根,所以某種程度上說,這對于重剪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我在美國西洋鏡公司跟沃爾特相處了一天,次日我在舊金山跟小說家阿爾弗雷多·維亞(AlfredoVéa)共進晚餐時,向他提起重剪《現代啟示錄》的事,維亞馬上就背誦起馬龍·白蘭度那段“刀片上的蝸牛”的獨白。晚餐過程中,維亞又惟妙惟肖地模仿丹尼斯·霍珀的嘮叨:“他們會怎么說這個人?會怎么說?說他是個好人?是個有智慧的人?……”維亞曾參加越戰,對他而言,《現代啟示錄》是代表了那場戰爭的唯一電影,是藝術的結晶,影片為他捕捉到了這場戰爭的精髓,并為他提供了一種可資參照的神話結構,告訴他自己曾如何歷經滄桑,并讓他在后來的歲月中能把自己寫進諸如《諸神的乞討》那樣的書中。所以那些為新版《現代啟示錄》工作的人們,很明白把這樣一部“經典”之作拆散了重新建構將會遭遇到什么樣的問題。它已經是美國人的公共財產了。
“它確實已經成了我們文化的一部分,”默奇說,“那不是一條單行道。你們寫作的人也了解這個。作品對文化產生影響,文化對作品也同樣產生神秘的作用力。即使是同樣那幾卷膠片,《現代啟示錄》在公元2000年的時候跟在1979年它發行前的那一秒鐘相比,已經迥然不同了。”
發行新版本的想法最初源自科波拉想出版一張DVD影碟,以便把好幾場重要的場景添加回去。在1979年的版本中,由于影片時長的限制,這些戲份都刪除了。同時,2000年又是西貢陷落的二十五周年,所以重新評估最初的剪輯決定似乎也是合乎時宜的,因為當年做出剪輯方案的時候,戰爭的創痛尚在灼燒著美利堅的靈魂。既然是出DVD,與其把恢復的場景單獨一段段羅列出來、放在各自的章節后面,為什么不把它們按最初的設想有機地融進電影整體中呢?問題是那些刪除段落的畫面剪輯和音效工作本來就沒有完成,特別是有一場戲,當年決定要刪除它時,它根本還沒有拍攝完成。所幸的是,底片和原始的聲音素材都完善地保存著,它們還保持著當年從洗印廠送回來時的一卷卷膠片的狀態,二十年后它們還可以被取出來使用,仿佛是幾個星期前才剛剛拍攝的一樣。
于是沃爾特·默奇在舊金山開始工作,就在西洋鏡公司的老樓上。基本上他的工作內容是收集和重新思考在1978年剪輯時放棄掉的三個大段落的材料:一段是空運《花花公子》的兔女郎們,一段是白蘭度在庫爾茲營地更深入的幾個場景的素材,還有一段發生在一塊法國殖民者的橡膠種植園里,那是一段詭異的喪葬晚餐和床戲。
“影片在缺少那些肢體的情況下,卻獲得了一副軀干,”默奇在談到那些遺失的戲份時說,“而現在,我們要把它們縫回去,誰知道會怎樣?軀干會接受它們嗎?拒絕它們嗎?還是會覺得它們很麻煩?這都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我感覺應該還行,事實上進展得也還不錯。但還是得等到最后,當我們能退后兩步,看到作品的整體面貌時,才能說這樣做在藝術上究竟是成功,還是僅僅滿足了一下人們的好奇心而已,因為他們對這部電影本來就很感興趣。”
那三場戲是新版本中增加進來的主要內容,但默奇和他的同事們還進行了很多其他的細微調整,加入的東西為影片的大部分內容帶來一種不同的調子。多了些幽默,而且很多段落之間的過渡場景在之前的版本里都因為時間的因素被剪掉了,現在把它們加了回去,使影片整體不再顯得那么碎片化。默奇說,那些被拿掉的材料“是一場場慘烈激戰的典型犧牲品,這些激戰在每個剪輯室里都在發生著:影片可以短到多短還能成立?雖然弗朗西斯握有定剪大權,但他跟所有人都同樣清楚面臨的限制,必須讓影片盡量瘦身才能擠進電影院去。而對新版本而言,那種壓力、那種壓縮高于一切的原則,現在變得沒那么緊迫了。”
翁達杰:你是一位在聲音和畫面剪輯兩個領域都卓有建樹的剪輯師。你為《現代啟示錄》這樣的電影創作了“聲景”。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對這種聲音的景觀產生興趣的呢?
默奇: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我從有記憶的時候起就一直如此。我對聲音的感覺與人不同,很可能是因為我的耳朵張得很開吧。每當語言讓我挫折的時候,我就會轉向音效。如果我不知道某種東西該叫什么,我就會模仿它的聲音。
大約就在那時,磁帶錄音機的商業化已經普及。我有個朋友的父親買了一臺,所以我就沒完沒了地往他家跑,去玩那臺錄音機。那種狂熱簡直是對錄音機潛力的徹底癡迷和無比沉醉,我深陷其中。有一天,我終于說服父母買了一臺這樣的錄音機放在家里,因為可以用它從電臺節目錄制音樂,再也不用去買唱片了。結果呢,我幾乎沒有拿它去錄什么電臺音樂,而是把麥克風伸出窗外,錄起了紐約城的聲音。我還曾把一堆金屬擺出個什么陣勢,用膠帶把麥克風粘在上面,然后在金屬的不同部位又敲又擦,簡直好玩極了!接下來我發現了在錄音磁帶的膠帶實體上進行剪輯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把磁帶的不同部分分別剪斷下來,重新排個順序再粘回去。
翁達杰:你真的想過去搞什么自然科學嗎?
默奇:倒沒有。不過我對科學很感興趣——我對數學很感興趣,它是對隱秘形態的揭示。而作為一個剪輯師,你要做的就是同時在膚淺和深刻的各個層次上發現各種有規律的形態,至于能深刻到哪一步,就得看你自己了。
事實上,拍攝出來的電影素材永遠都比最終影片能用到的要多得多,平均而言是后者的25倍,也就是說一部兩小時的電影會有50小時的素材。有時候這個比例是100∶1,《現代啟示錄》就是如此。而電影幾乎都是打亂了順序拍攝出來的,這是為了使攝制的效率更高,但它卻意味著必須有什么人——剪輯師——來肩負起一份責任,在那多出來的海量素材中找出最佳材料,并將它們以最正確的順序排列出來。而“最佳”和“正確”這兩個小詞含義的復雜程度,堪比整個氣象萬千的宇宙。
要想讓電影剪輯——也可以簡單地稱作“電影建構”——真正發揮功效,就必須找到聲音和畫面素材中那些隱秘的圖案,并好好利用它們。(本節選完)
感謝 后浪出版公司對本文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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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一書中作者認為本片是離題而失敗的..我則認為此片是荒謬且失望的..看的時候還很年輕,但已經能了解到那種說教味道..現在再回去想想看,會覺得還是庫布里克的戰爭三部曲更能打動我心.戰爭是人類的本性呢,這就和討論”何以為人“這問題一般不可讓人那么容易就得到明確的答案呢..三星
【B+】令人頭皮發麻的音效和配樂,登峰造極夸張到不行的布光,越南戰爭看起來就像嗑了藥一樣迷幻。
說教味太重,太冗長,意圖太明顯,科波拉就差直接把想法寫成論文了。
前半部幾乎是某種肆無忌憚的炫耀,而到達了彼岸的王國后,一切都徹底凝滯,證明了它是一部為了虛無的戰爭拍攝的虛無影片。
只能說從東方文化的觀點看 導演沒必要那么羅嗦
看完身心俱疲
不是因為長,我建議慎看的原因在于——看完你會懷疑人類文明與世界的意義,如果沒有足夠的哲學素質,它實在是令人身心俱疲的。科波拉強烈的悲觀主義浸染于此。我倒不認為難以理解,只是看完太難受。即使是在說教,這種說教又相當的令人——恐懼!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電影堪稱偉大,!9.1
正片200分鐘,花絮100分鐘。音樂和音效是超級無敵強大地!超現實的戰爭片~搖滾&古典~
節奏分明的三段敘事,一部關于戰爭的狂人日記,難得看到科波拉如此意亂情迷。感覺“蛇之擁抱”和“迷失Z城”都要減星了...“Horror!Horror!”
三小時的布道式催眠。所謂戰爭,不過是在煙霧、炮彈、鮮血、污泥、雨水中的狂浪夢游,不存在謀略深淺或是意志強弱,只有如嗑藥一般的誘惑力與吞噬感。死亡是擺脫夢魘的唯一出路,但噩夢不會停止,還會有無數的人前仆后繼,這才是當代文明得以運行的不二法則。科波拉用一種獨屬于資本主義世界第一強國的鋪張奢華之力,完成了電影史上最昂貴的一場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
忒長了,幾次都沒堅持到看完
科波拉:「《教父》採用的是古典風格,每個鏡頭就像場景整體結構的一塊磚頭,而場景就成為一堵漂亮磚牆般的設計。Gordon Willis認為,一個鏡頭不該包羅萬有,否則就沒有理由切換到另一個鏡頭了。另一方面,在《現代啟示錄》裡,Vittorio Storaro則期望鏡頭像移動的筆桿,從一個影像元素滑動到令一元素。最終我向蘇菲亞和我自己解釋,鏡頭可以像一個詞語(前者)…….但也可以像一個句子(後者)。」(《未來的電影》)
癲狂的現實主義,與表現主義、魔幻主義交織一起,呈現了《現代啟示錄》這般末世審判的景象。科波拉書寫了現代的Apocalypse,并超越了普通戰爭片的層次,講述了泯滅人格如何擁抱野蠻和原始的寓言,反戰之上是對人性的剖析,為極端人格劃出了走向野蠻的結局。電影語言一流。但個人沒有太喜歡。
非常贊同羅杰伊伯特對本片所持的觀點:現代文明不過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建筑物,棲息在大自然饑餓的血盆大口之上,一不小心就會被毫不猶豫地吞下去。幸福的生活在這種脆弱面前只是日復一日的緩刑。與其說它描繪的是戰爭,不如說是戰爭如何揭露了我們永遠也不愿發現的真相。| 大銀幕重溫,震撼到被封印在座椅上。(SIFF,4K,天山-虹橋藝術中心,2020.7.30)
逆流向上找到你,只是為了親身體驗你緣何成為了你。真正的絕境沒有出口,將所有人都死死困住。不講原則的毀滅,似乎也能成為美麗的源泉,慈悲心虛偽無用,我見得越多就越討厭謊言。因離婚而抑郁的你,可否向我的兒子傳個話啊,再出世也不能免俗。其實是科波拉寫給自己的情書,自戀得一塌糊涂。
戰爭和人性的交響曲,配樂太棒。前半段是神作,后半段愛不起來。
戰爭題材總是讓人倍感深重。。。
好看到爆,焰火禮花燃燒彈,血肉橫飛迷幻藥,法國人的教訓美國人的挽歌。沿湄公河而上,一路上的人性扭曲和戰爭瘋狂叫人震撼。文明和道德在這里并無棲身之地,沖浪搖滾樂也不是。三個半小時并無困意(尾聲的大面積陰影略困),極度難得,贊美上海影城一廳東方巨幕,非常亮,秒殺電影資料館
看了一半就忍不住來打5星啊
威拉德最后在柬埔寨科茨的王國中被當地人捉住,見到了科茨。然而,科茨竟欲求一死,叫威拉德將這里炸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