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潮風暴

搬運來源：

原創作者：梅譜

公眾號：說點政事

群發時間：2018年7月27日

搬運說明：因為喜歡這個電影，不時想起來就隨手在微信搜索一下，看到這篇看得好過癮啊！就忍不住搬運一下。。如有侵權還請通知我刪除哦。PS. 感到知網看影評也不錯的亞子（但特地到知網搜索一下沒找到這篇。。

從電影《紅潮風暴》探尋分歧的根源及其處理模式

原創 梅譜 說點政事 2018-07-27

摘要：分歧是行為體之間互動時常見的現象。然而對于分歧產生的根源及其分歧處理的基本模式，目前學術界并沒有統一共識。本文以電影《紅潮風暴》為切入點，核心關注的問題是：導致以艦長為首和以副艦長為首的兩派對于同一情境產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雙方針對這種分歧可能會有哪些處理模式？各種處理模式的生成機制是怎樣的？為什么最終嘩變不可避免？結局中為什么雙方對錯難分？本文在分析既有行動邏輯的基礎上，堅持實踐性邏輯，認為分歧的根源在于背景性知識的差異性，而最終嘩變的動因在于背景性知識的差異性隨著兩個及以上行為體在具體情境中的互動而不斷擴大到雙方都無法容忍的程度進而爆發沖突。所謂背景性知識，是指無意識的、非表象的、無以言明的知識。這種知識主要來自行動者的經驗知識，是行動者通過長期的自身經歷獲得的知識，是長期實踐過程中的自然積累。背景性知識的差異性在實踐中根據A、B雙方是堅持己見還是妥協，有互相妥協、A容忍接受、B容忍接受、爆發沖突等四種分歧處理模式。電影《紅潮風暴》的故事敘事為這一核心假設提供了強檢驗。基于此，本文認為，彌合分歧的關鍵在于信息的共享，在實踐中理解彼此，進而彌合分歧，實現坦誠合作。

關鍵詞：實踐性邏輯；背景性知識；分歧；信息

《紅潮風暴》是一部虛構的電影，描寫的故事情節是：美國一艘叫“阿拉巴馬號”的核潛艇在執行對前蘇聯高加索地區武裝叛亂分子控制的核彈基地進行核打擊時，得到指揮部發來的電文，電文內容為準備發射核彈命令。在準備中意外遭到敵艦攻擊，在攻擊中，指揮部再次發來電文，關乎是否最終確定發射核彈。然而，由于阿拉巴馬號核潛艇為了躲避敵潛艇而下潛太深，通訊設備也因躲避魚雷遭到損壞，國家指揮中心再次傳來的電文只接受了一半，指令并不完整。此時，艦上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這再次發來的電文是要他們繼續發射核彈還是停止發射核彈，艇長與副艇長就是否立即發射核武器打擊敵方目標的問題產生了不同意見。艦長Ramsey擔心俄方會發射核彈，應該先發制人繼續執行核彈發射程序。而副艦長Hunter則認為電文內容不全，需要重新確認，也許電文的命令是停止發射核彈，而俄國或許也已經停止了發射程序，如果這樣冒然繼續執行發射程序，極有可能導致核戰爭，致使數百萬人死于非命。艦長Ramsey與副艦長Hunter為此堅持各自的看法，在封閉的潛艇內展開了斗爭，直至兵戎相見。基于此，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導致以艦長為首和以副艦長為首的兩派對于同一情境產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雙方針對這種分歧可能會有哪些處理模式？各種處理模式的生成機制是怎樣的？為什么最終嘩變不可避免？結局中為什么雙方對錯難分？簡而言之，即分歧的根源及分歧處理的基本模式。

針對這一核心問題，本文擬圍繞以下三部分展開：一是尋找分歧產生的根源；二是分析分歧處理的基本模式；三是提出彌合分歧的有效措施。

一、分歧的產生及其根源

什么是“分歧”？簡而言之，就是對抗性差異，并由于這種差異產生了對抗性行為。電影中艦長Ramsey和副艦長Hunter一開始在做事風格、喜好等方面就呈現出了差異性，后來對戰爭的態度上逐漸表現出分歧，甚至發生爭執(廚房失火+緊急演習事件)，這難道僅僅就是性格、習慣與看法的沖突嗎？同樣作為軍人的他們，共享了軍人“嚴格遵守上級命令” 的統一共識(不在艇員面前質疑對方，引發混亂)。然而，正如軍事法庭最后的裁決：“在這個叛變事件中，你們兩個都對。同時，你們兩個都錯。”這是一種兩難之局。那么，導致最終嘩變發生的原因究竟何在?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既對又錯的矛盾局面？

（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三種行動邏輯

探討嘩變發生的原因，首先需要分析行動的邏輯。以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為典型代表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可以歸為探索國際行為體的行動邏輯，這三大流派分別以權力結構、國際制度、國際文化作為自變量。當然，隨著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興起，實體性原因因素開始緩慢地轉向知識性原因因素，“從表象性知識轉向背景性知識、從理性主導走向實踐本體”[]是最近十年以來國際關系理論中出現的最重要的轉向。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三種行動邏輯為解釋行為體的行為提供了可供借鑒的自變量。

1.理性主義理論與結果性邏輯：利益決定行動

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遵循的都是結果性邏輯，即：“行動者采取行動的基本動因是利益權衡。”[]遵循理性人的假設，認為行為體在面臨決策情境時，能夠通過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將手段和目的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選擇那個收益最大化的手段，并采取行動。

2.建構主義理論與適當性邏輯：規范塑造行動

對于建構主義者而言，其行動邏輯是適當性邏輯。所謂適當性邏輯，就是行動者采取行動的基本動因是對行動是否合乎社會規范的思考，亦即規范決定行動。在一個存在規范的社會環境中，行為者會根據自身角色和身份來確定自身的利益，并采取行動。從長期來看，社會規范會內化為行為體的行動規范。

3.實踐理論與實踐性邏輯：實踐引導行動

實踐理論最初為社會學領域的研究內容，其研究成果在20世紀之后開始進入國際社會領域。實踐理論引入國際關系領域最初肇始于伊曼紐爾·阿德勒以及巴內特關于安全共同體的研究。2008年文森特·波略特《實踐性邏輯：安全共同體的實踐理論》一文在《國際組織》上的發表則標志著實踐理論受到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主流學界的關注。2011年伊曼紐爾·阿德勒和文森特·波略特主編的《國際實踐》則系統闡述了實踐理論。實踐理論突出的就是“實踐選擇”。“行動者的行動不是單純的利益權衡使然，也不是單純的規范思考使然。這種實踐就是與行動者資質相符合的日常行動。”實踐是物質和理念之前的橋梁，沒有實踐，物質不能產生意義，理念也無法成為行動。

在實踐中直接驅動行動的就是實踐意識，而這種實踐意識是“行動者對自己如何進行某種博弈的直覺把握，當行動者遭遇一個社會境遇的時候，過去的經驗就會被激活，呈現于現在，并自動地告訴行動者應該怎樣去做。”[]實踐性的邏輯是行動者會依照實踐的經驗采取行動，而實踐理論從一開始就突出了背景性知識。

（二）背景性知識的差異性：分歧產生的根源

究其實質，分歧的根源在于背景性知識的差異性，而電影《紅潮風暴》中這場嘩變的動因在于背景性知識的差異性隨著兩個及以上行為體在具體情境中的互動而不斷擴大到雙方都無法容忍的程度進而爆發沖突。所謂背景性知識，是指無意識的、非表象的、無以言明的知識。這種知識主要來自行動者的經驗知識，是行動者通過長期的自身經歷獲得的知識，是長期實踐過程中的自然積累。

關于背景性知識的重要意義，可以追溯到韋伯、懷海特、維特根斯坦和圖爾明及其杜威實用主義的影響。就一個人的背景性知識而言，兩個主要的假設起著重要的作用。第一個假設是一個人的價值理性塑造著其行為的長期偏好，包括是否認為做某事具有正當性，而這種適當性信念是由他們以往的經驗和近期的現實遭遇所塑造。第二個假設是何種策略占優的工具理性影響著一個人對于某種情境做出反應的具體取向。根據韋伯的定義，價值理性是指“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行為——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工具理性是指“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者作為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一方面，工具理性具有優先性，價值理性的實現必須以工具理性為前提；另一方面，價值理性更為本質，為工具理性提供了終極價值，工具理性受到價值理性的制約。

適當性信念決定了一個人行為偏好的總體方向，塑造著一個人行為的長期偏好；后果性預期則決定了一個人行為偏好變化的程度和速度，影響著一個人行為的具體取向。布迪厄認為習性是“持久、可傳輸的性情體系，它每時每刻將過去的經歷和行動結合起來，使之成為認知、判斷、行動的坐標，使人們得以應對千差萬別的情景”。當習性和場域互動時會產生一種引導行動的意識或者說是通過一種潛移默化所把握的明示或者潛在的游戲規則。實踐理論繼承了這一點，認為背景性知識使得行動者能夠自動地、不假思索地應對所面臨的情景，并作出自己的決定。實踐使得適當性信念和后果性預期在長期趨勢和具體情境中呈現出動態性特點，串聯起一個人行動的總邏輯。

“實踐者”或者“經驗人”代替了“理性人”，背景性知識的差異使得行動者之間出現了不一致性，即分歧。這種不一致性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差異性，當這種差異性累積到了無法容忍的臨界點，沖突就會爆發。

電影《紅潮風暴》中艦長Ramsey和副艦長Hunter的設定從一開始便是兩個對立面般的存在，他們的分歧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1） 適當性信念：執行命令VS. 全面考慮。艦長Ramsey，作為經歷二戰的將領，有著堅定的傳統軍人性格——極度服從上級命令。他的世界保持在最簡單的程度，身邊只有一只狗，離婚，一身都奉獻給軍人事業；對下屬是強勢激勵，用“你如果不是最好，你應該參加空軍”等話語誘發下屬的優越感，增加下屬的信心。作為將領，他堅信“年輕的士兵培訓要做一些對后果不能想象的任務，需要給他們堅定的信念：正在做正確的工作。”幾十年的經驗是他適當性信念的來源，更是支撐了他這種適當性信念。在戰爭過程中，這個適當性信念能令所有隊員成功的機會更高。在潛艇這個封閉的空間，是單向接受命令。遭遇戰時，更是只能按預先學習的應對、依靠抽象的儀器做決定。在艦艇，這些決定，賭博的成分很高，因為全面掌握資訊是不可能的。稍一猶豫，大有可能一切完蛋——副艦長Hunter對漏水倉密封的命令，就是有了猶豫。沒有令全艦犧牲，可以說有些幸運。

副艦長Hunter，是個戰后嬰兒潮一代：教育背景更強，對家庭、地球、戰爭有著更深的了解，明白戰爭是最大悲劇，尤其是核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作為年輕一帶，他的個人素養和軍事訓練成績無疑是優秀的。他對戰爭理論研究較深，對核武器的影響，想得更深。再者，他美滿的家庭無法承受核戰的結果，他對 “按鈕發射” 這個動作，有著清楚的了解和清醒的認識：核戰爭有著災難性的后果，對整個地球和人類來說并不可取。他有著自己的適當性信念——對地球的愛、家庭的愛、人性中的愛。絕對正確，絕對“理想”，無論艦長Ramsey如何深入研究副艦長Hunter的檔案，他都不可能在短時間理解Hunter的對抗。深入理解Hunter的決定，是需要時間和大量背景信息的。而并沒有寫在Hunter檔案的，是他對地球的愛、家庭的愛、人性中的愛。這種愛，實際上也是Hunter的適當性信念，也貌似是難以理解Hunter的死結。在核武器、涉及整個地球生死的核戰爭威脅面前，他的這種適當性信念更多源于他自身的背景性知識以及對于發射核彈之后的后果性預期。

（2）后果性預期：如果對了我方遭受的災難性后果VS.如果錯了雙方遭受的災難性后果。艦長Ramsey遵循著軍人執行命令的天職，認為如果錯過了時間，對方先發制人，則我方會承擔災難性后果。而副艦長Hunter則認為，如果第二份電文是取消發射命令，那么發射則會導致核戰的爆發，整個結局是人類和地球無法承受的災難性后果。正如副艦長Hunter對無線電修理兵所說：“你就是Captain Kirk……你需要負起全人類生死的責任……”，要他透徹理解任務的重要性和后果，是站在人的角度，要他有肩負責任的承諾。堅信“我肩負著的，是個重要的巨大的任務。”

這種背景性知識的差異性在實踐中不斷擴大化：從最初關于Lipizzaner Stallion的不同認知來看，這種差異僅僅是差異，并未激化為分歧。Lipizzaner Stallion這種馬是世界名馬，產于西班牙，最神奇的是它在小馬駒時是黑色的，長大后就變成了白色的。再到對于隊員為了滑浪隊爭執的處理方式，Hunter設身處地理解他們，正面地鼓勵他們負起自身的軍階職責。相反，艦長Ramsey是采取強壓手段：“任何人覺得承擔不了這個戰爭的壓力，可以馬上離開潛艇。”再回過頭來想一想艇長Ramsey與副艇長Hunter的這兩次對話，就是一個典型的“背景性知識差異”。艦長Ramsey認為皮鞭和刺激就能讓人就范，年輕的Hunter認為自我覺醒和思考才使人蛻變。這種“背景性知識差異”在是否發射核導彈時完全被激發出來，最終演化為嘩變。

二、分歧處理的基本模式

既然背景性知識已經呈現差異性，并在實踐中不斷擴大化，演化為分歧，那該如何處理這種分歧？這就涉及一個“分歧處理”模型（如表1），這個模型給出了4種處理分歧的策略：互相妥協、A容忍接受、B容忍接受、爆發沖突。這4種處理策略的關鍵在于：A、B雙方是堅持己見還是妥協。

在《紅潮風暴》，這4種模式不同次數都出現了，處理方式各有不同，最嚴重的演化成了沖突。

關于“A容忍接受”，最具代表性的事件為副艇長根據核武器發射條例解除了艇長的職務并將其關押。副艦長Hunter采取程序保護，在正職違規時，職務自然解除，由副艇長自動接替職務。在沒有解除命令，發射命令仍然生效的情況下拒絕同意發射。理論上新命令沒接收全且真假不辨，作為軍人應該執行原命令。在這種情況下，副艦長Hunter的這種做法是一步險棋，但他的決定是合法的，雖然具有極大風險。艦長Ramsey固執地違法堅持發射。雙方爭執中，艦長盛怒下解除副艦長職務，企圖以繞過副艦長的辦法發射核彈，這一舉動違反了海軍法核彈發射條例，反被副艦長抓住把柄依法解除了其職務。艇務長感情上不認同，但依然依法辦事派人囚禁艇長，艦長妥協，指揮權合法落入副艦長Hunter的手中。

關于“B容忍接受”，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艇長發動嘩變關押了副艇長。在成功消滅敵潛艇，本身故障逐漸排除的時候，忠于艇長Ramsey的中級軍官們，發動了叛亂(盡管他們自己認為是平叛)，武裝奪回了控制權。副艦長Hunter妥協，被關入用餐室內。

關于“互相妥協”，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即5分鐘等待電文接收。

關于“爆發沖突沖突”，即3次軍事行動：艦長2次，副艦長1次。艦長Ramsey執意遵循第一條命令發射核彈，副艦長Hunter堅持等待第二條命令并阻止核彈發射。這種雙方各自堅持己見的分歧使得沖突爆發。

三、結語

嘩變是這部電影的主題，也是最大的看點。先是副艇長根據核武器發射條例解除了艇長的職務并將其關押，后是艇長發動嘩變關押了副艇長，再后來是副艦長發動嘩變重新進入控制室，再后來又是艦長二次發動嘩變進入了控制室，雙方暫時妥協，等待電文接收。三次嘩變當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發生在阿拉巴馬號核潛艇里的嘩變卻體現了美國海軍的優良傳統，也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行為。艇長命令立即發射核彈打擊敵人，是為了防止延誤戰機和不使美國本土受到敵人核武器的攻擊。副艇長要求停止發射，繼續上浮核潛艇，是為了確實弄清國家指揮中心命令的完整性，防止不可挽回的核戰爭發生。所以，他們兩人的行為都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而才有了結局中軍事法庭最后的裁決：“在這個叛變事件，你們兩個都對。同時，你們兩個都錯。”這是一種兩難之局。當然，最后的電文證明還是副艇長判斷的準確，叛軍已經投降，并停止了向美國本土發射核武器的行為，所以國家指揮中心也命令立即停止發射核武器。真相大白，全員歡呼，甚至被證明做錯了的人也松了一口氣(沒人愿意發生核戰)，艇長Ramsey宣布副艇長Hunter接管控制室，默默走回艙房，那個曾經關押他的地方。而令真相大白的正是信息：雙方在沖突中暫時的妥協使得第二份電文順利地完整接收，戰爭局勢和國家指揮中心的命令完整呈現，使得分歧得以彌合。分歧的根源就在于背景性知識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隨著兩個及以上行為體在具體情境中的互動而不斷擴大到雙方都無法容忍的程度進而爆發沖突。這種背景性知識主要來自行動者的經驗知識，是行動者通過長期的自身經歷獲得的知識，是長期實踐過程中的自然積累。這種差異性是現實存在且不容忽視的，在艦艇這樣一個封閉的空間，通過艦長和副艦長對于核彈發射這樣一件重大事件展現得淋漓盡致。

影片的結尾是美國海軍調查委員會對發生在阿拉巴馬號核潛艇里的嘩變行為進行調查。沒有想到的是，艇長Ramsey不但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還主動要求提前退休并推薦副艇長Hunter接任艇長職務。這種思想意識和精神境界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當然《紅潮風暴》作為一部好萊塢大片，這意味著必須要有完美的結局——Ramsey和Hunter的冰釋前嫌，達成諒解。這是個美好的愿望：“坦誠合作”，一方用事實說服了對方，贏得了他的理解和支持。實際上，這種結局不僅僅是美好的、是理想的，也是最困難的。因為需要在合適的情景中經過長時間的互動來不斷理解對方。只有當在實踐中理解了彼此，進而彌合了分歧的時候，才能實現坦誠合作。

本文關于分歧產生的根源及其處理模式，雖然僅僅是依據電影《紅潮風暴》得出的結論，以該電影的敘事得到了強檢驗，但是這一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解釋不同文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分歧根源及其處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國家之間分歧的常態化和相互理解的困難度，契合了自由制度主義關于制度對緩解信息不對稱現象的作用以及建構主義關于互動文化的強調。當然，一方面，關于分歧產生的根源及其處理模式的適用性有待依據具體國際現象進行檢驗；另一方面，國家和個人的行動邏輯畢竟存在差異，背景性知識的差異在個人層面的體現更加明顯，但是對于國家而言，這種實踐性邏輯的作用有待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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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tiny transpires inside the USS Alabama submarine carrying nuclear weapons on its mission to pre-empt a possible nuclear strike from radical Russian militarist in revolt, Tony Scott’s CRIMSON TIDE inculcates a valuable lesson in the face of a conflict of wills, between the sub’s commanding officer Captain Ramsey (Hackman) and new XO Lieutenant Commander Hunter (Washington).

A standoff is caused by an incomplete radio-transmitted Emergency Action Message, and it is a toss-up, Ramsey favors for continuing the missile-launching directive received from a prior message, but Hunter thinks it is better to mark time before they can decode the entire message, in case the second message is a retraction. Hunter’s suggestion sounds rational and judicious, yet Ramsey is gung-ho in attacking the Russian nuclear installation as the clock is ticking (pursuant to the theoretical time left for Russian to fuel their missiles), that is the breaking point and in the ensuing sides-choosing game, Ramsey and Hunter each has their adherents, but the rub can be boiled down to one’s belief in war or peace, whereas Ramsey’s action is to gain an upper hand of an impending nuclear war, Hunter chooses to fight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amning war can be avoided. On the strength of which, one can fairly divine which outcome the film opts for.

By design, CRIMSON TIDE is exclusively a boy’s club once the expedition starts (it takes about 10 minutes), and its point-of-view never leave the sub during the whole enchilada, ergo, a shroud of claustrophobia (under Hans Zimmer’s sonorous synth score) is one of the corollaries , along with masculine duties and patriotic manifestation (humbling the enemy with the torpedo-dodging skill is a pat self-congratulation), but as Scott’s track record attests, holding the tension on point amidst swift actions and kerfuffles is right in his element (coupled with rapid editing and mock foley fidelity of manning a juggernaut), plus playing a blustering Hackman off against a four-square, unbowed Washington turns out to be a highly entertaining barn-burner, alas, it is up to Viggo Mortensen’s Weapons Officer Peter Ince, to sustain the most arduous, nail-biting affliction when the crunch hits.

Interleaving references of Star Trek and comic books as a mood lightener (purportedly courtesy of Quentin Tarantino’s uncredited tinkering of the script) is a smart move, but the film’s real zinger is its tactful examination of the generational divide and bigotry under a male-oriented bell jar, while Washington’s dark pigmentation distinguishes himself as a well-deserved, racism-flouting victor, but betrayed by the subservient character of Lieut. Darik Westerguard (Carroll), the only other black officer in the top tier, who squarely goes to the mat for Ramsey, Scott’s film is not as blithely colorblind as it seems prima facie, more interestingly, through Ramsey and Hunter’s banter about the provenance of Lipizzaner (the right answer is neither Portugal nor Spain, but the Spanish Riding School of Vienna, Austria), the apposite shorthand of men’s own intrinsic limitation, we are alert to that any scale of man-made disaster can be triggered by a single individual’s monomania, which unwittingly renders the supposedly reassuring coda, that only POTUS has the say-so to unleash a nuclear holocaust, in much distress and fear of the year 2020.

referential entries: Tony Scott’s UNSTOPPABLE (2010. 7.3/10); René Clément’s THE DAMNED (1947, 7.3/10).

拉姆齊艦長：你認為那是個錯誤嗎？漢特先生。 漢特副艦長：艦長？ 拉姆齊：在廣島和長崎丟下原子彈。 漢特：如果我那樣想，我就不會在這里。 拉姆齊：哈哈哈哈，你那樣回答很有意思。 漢特：我怎么回答，艦長？ 拉姆齊：很謹慎。你確實擅于措辭，如果有人問我該不該炸日本，我會簡單回答“應該”、“當然要炸那個王八蛋……兩次”。我不是暗示你優柔寡斷，一點也沒有。只是，額……很復雜。當然，海軍希望你那樣，至于我，他們希望我簡單點。 漢特：你的確耍了他們，艦長。 拉姆齊：小心點，漢特先生。我必須指望的，就是當個頭腦簡單的王八蛋。瑞克沃爾讓我指揮，一張對照表、一個標靶和一個按鈕，我只需要知道如何按下，他們告訴我何時按下。他們似乎要你知道為什么？ 漢特：我希望，他們會要我們知道為什么。 拉姆齊：海軍戰院教冶金與核反應爐，不是十九世紀哲學。“戰爭是以其他方式來延續政治。”馮·克勞塞維茨說的。 漢特：我認為事實上他想說的是有點…… 拉姆齊：復雜？（眾人發笑） 漢特：是的，戰爭的目的，是達到一個政治的目的，但戰爭真正的本質是滿足它自己。 拉姆齊：令我印象深刻。易言之，最可能打勝仗的人，是最愿意跟政客斷絕關系并忽略每件事，除了毀滅敵人，我打賭你同意那一點。 漢特：我會同意，額……那是克勞塞維茨想說的話。 拉姆齊：但你不同意那一番話？ 漢特：我不同意，艦長。不，我認為在核彈充斥的世界，真正的敵人是無法被消滅的。 拉姆齊：各位注意，馮·克勞塞維茨現在會告訴我們，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誰。馮？（眾人再次發笑） 漢特：以我的淺見，在核彈充斥的世界里，真正的敵人是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