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叛徒：軸心莎莉的審判

3星，影片平鋪直敘，節奏平緩，甚至有點像紀錄片。 我對原型人物不太了解，但類似的題材人物已經有過很多，比如《莉莉瑪蓮》、《李香蘭》等等，影片的這個故事比較平淡，也可能是本身人物經歷就相對簡單，無疑她是比較幸運的。在時代旋渦、戰爭洪流之中，個人命運顯的非常的渺小，大是大非則凸顯的更加重要甚至致命。小人物左右不了時局，但卻成為被操控的玩偶。

二戰后因叛國罪被判刑的第一個女性

米爾德雷德·伊麗莎白·吉拉斯（Mildred Elizabeth Gillars）出生在緬因州。上大學學戲劇藝術沒畢業就離開了，各處奔波打工也沒在戲劇界立住腳。她去過兩次其他國家。1940年，吉拉斯得到德國國家廣播公司一份播音員的工作。到1941年美國國務院讓國民離開德國和德占區時，她選擇了留下，因未婚夫是入籍德國公民，若她回美國就不和她結婚了。結果吉拉斯的未婚夫很快被派到東部前線，戰死。

1942年，反猶太支持納粹的入籍美國公民科施維茨（Koischwitz）來到電臺做對美宣傳的節目主任。科施維茨和吉拉斯假冒是紅十字會的代表，去醫院、戰俘營采訪被俘士兵，把他們的講話編輯成同情納粹、受到優待的樣子，攻擊羅斯福總統，引起士兵家人的擔心和害怕，貫穿著不要抗爭、接受失敗的宣傳。最臭名昭著的是他們在盟軍諾曼底登陸前播出的廣播劇，吉拉斯扮演一個俄亥俄母親，她夢見自己的兒子在參加反攻，穿越英吉利海峽時，可怕地死在船上。

被缺席指控犯叛國罪的科施維茨病死于1944年，吉拉斯的廣播持續到1945年5月6日，德國投降的前兩天。

美國總檢察長派出檢察官維克多·沃爾海德（Victor C. Woerheide）到柏林尋找并逮捕吉拉爾。沃爾海德和反情報處特工漢斯·溫岑（Hans Winzen）的唯一線索是被德國人擊落的一架B-17的飛行員雷蒙德·庫爾茲（Raymond Kurtz）。庫爾茲回憶起曾到戰俘營采訪過他的廣播員自稱某某，使用化名芭芭拉·莫美（Barbara Mome）。沃爾海德搜集到上面有吉拉斯照片的海報，張貼在柏林多處。當他獲悉一個自稱“芭芭拉·莫美”的女人正在城市附近的二手市場出售家具時，情況才有了突破。他們發現一個店主在出售屬于吉拉斯的桌子而將其拘留，在“密集審訊”下店主說出了吉拉斯的住址。1946年3月15日吉拉斯被捕，拘留在反情報處的營地。期間曾被有條件釋放。后來應司法部要求，吉拉斯于1947年被正式逮捕，一年多后被送回美國受審。

吉拉斯最后被判入獄10—30年，罰款1萬美元。最后于1961年6月刑滿釋放。

本片主角軸心薩莉是個美國女性，上世紀三十年代在紐約學習演藝表演的大學生，之后追隨德國教授戀人去了德國，二戰爆發后，被戈培爾看中，成為一檔宣傳納粹、瓦解盟軍士氣的播音員，“軸心薩莉”也臭名遠揚。戰后，被美國政府以叛國罪等罪名提起訴訟，本片就是講述這次真實庭審的故事。個人覺得，庭審引發的思考才是本片最有價值的地方。

軸心薩莉這種人即使放在今天，很多人依然會認為她是十惡不赦的叛徒、罪犯，國家依然會判處其死刑。

軸心薩莉作為一個美國人，每天在納粹電臺里顛倒黑白、鼓吹粉飾納粹的強大和光榮；宣傳二戰只是歐洲內戰，德美沒矛盾，美國大兵何必當炮灰？用性感的聲音告訴戰場上的美國士兵，你們的女友、妻子正孤獨寂寞，也許正和村里的男人在一起；用溫柔的語氣告訴美國的父母，你們的孩子已經死了，或者正在德軍的醫院里接受最人道的治療。

實話實說，這個宣傳機器的殺傷力是存在的。

一貫優雅紳士風范的阿爾帕西諾這次飾演一個邋遢的政府指派律師，最初也是極度討厭薩莉，甚至臨時抓了個菜鳥助理當傳話筒。畢竟二戰剛結束，全美國都希望叛徒被絞死。隨著對薩莉經歷和案情的了解增加，律師的態度開始改變，他拋開情緒因素，開始更深層次的審視這個案件的背后。

因為是真實判例，我們可以忽略影片演技和劇情安排的戲劇沖突，只看案件，分析一下律師如何讓陪審團裁定多數重罪不成立？

第一，將女主真實個體與軸心薩莉剝離開，薩莉只是她被迫扮演的一個角色，一個傀儡。

這個辯護的本質就是“一個人被逼犯罪是否擔責？”，查我國現行法律，這叫脅從犯，應當擔責，但可以視情節減免。

檢方強烈反對，因為如此認定，無數幫兇、走狗都會脫罪。

第二，這種反面宣傳造成的實際直接傷害無法認定。

古代有四面楚歌、惑亂軍心罪，到今天，戰場廣播、撒傳單的方法依然有用。但是理性分析，聽到敵人宣傳就投降，其實敵人宣傳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根源還是自己軍心早就渙散了。在二戰期間，一個士兵聽了一個柏林電臺顛倒黑白的性感女聲和家鄉歌曲，就當逃兵？或者一個連就嘩變？只能說明這只隊伍的問題太大了。

影片中，律師主要就這兩招，成功的為薩莉脫去了多數罪名，甚至沒有渲染戈培爾對其的凌辱，也保護了薩莉的隱私。

客觀評價，本案的檢方確實有點弱雞了，或者草率了。至少在美德宣戰前，薩莉是可以選擇的，在剛開始播音尚未被戈培爾看中時，也是可以選擇的。因此，事實上，薩莉在德國電臺干的熱火朝天，名利雙收，事實上她并不是無辜的小白兔。

本片的啟示：

第一，本片并非無原則的圣母白蓮花，為一個叛徒脫罪，而是捍衛了法律的尊嚴。人類中喜歡當幫兇的、助紂為虐的、滿嘴謊言的滿坑滿谷，更不乏主動請纓積極主動的。這片子不是要洗白他們，他們的罪責再好的律師也洗不白。薩莉的卿本佳人奈何做賊是一種極端個案，因為當時確實有槍頂著頭，有集中營等著她。而我們現實生活的很多所謂被迫，都不是面臨這樣的極端選擇，更多的是上司的一次發飆、一點承諾和利誘，就讓這些所謂被脅迫者干的熱火朝天、超水平發揮了，這種人怎么可能脫罪？

第二，依法治國，必須人人有責，必須講求理性和證據事實，不能感情用事。依法治國，更不是寫在文件和標語上的文字，而是在一個個真實判例中體現的。

本片表面是在說薩莉，其實是在說律師。在現實中，這個律師大可以繼續走過場，最終叛徒薩莉被絞死，政府滿意，人民滿意，他也毫發無損，皆大歡喜。他從厭惡薩莉到全力辯護，只是在努力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其實每個律師都知道自己的職責和使命，問題是有多少人會去維護呢？

對于本案的薩莉，如果在別國，多數是另一種結局。

二戰中，美軍解放了法國和意大利后，這些國家基本全民開始清洗懲罰那些“叛徒”，開始圍觀、游行、批斗那些德軍占領時依舊營業的妓女和生出德國混血兒的婦女。薩莉比起歐洲那些被剪掉頭發、扒光衣服、滿身口水和爛菜葉的女性，確實幸運多了！

整片挺差的 人物塑造的差勁無比

阿爾演的律師不曉得在干啥故弄玄虛 最后那場戲試圖復刻《聞香識女人》 拍的也一般

女主是不是帶資進組 查了下她之前就沒有啥作品 突然就挑大梁和阿爾搭戲了 演的毫無魅力裝腔作勢 只讓人討厭毫無同情之心 男配那律師助理最后還真人出鏡了 他演的是戀母嗎

原型故事本來挺好的題材 結果拍成了流水賬

還有在我看來女主那如果不是叛國罪 那這世界上就沒幾個叛國罪可以判了

上兵伐謀 攻心為上 宣傳陣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女主對盟軍士氣的傷害怎么可能輕飄飄的就帶過去了

怕死當然沒問題 在當時的情況下因為怕死為納粹效力情理上可以理解 但這就是叛國 也許不應該叛死刑 但叛國罪就別指望洗脫了

這種能洗白那是個人都可以說自己是被逼的然后心安理得的當奸細了 反正被抓了有理由說唄

我仔細觀看了這部電影，這是一部平鋪直敘但非常精彩的法庭辯解記錄，這并不適合于快節奏的觀看者，甚至對于戰爭歷史毫無概念與理解的觀眾。

很多人也許不能理解，這里我打個比方，第三帝國就是扣押你身份證并讓你996的邪惡老板地主，老板除了壓榨你干活還要你陪睡，你不從就把你和你老公送去奧斯維辛，有一天你的地主死了，新地主的仆從們開始起訴你，要把你送去城門吊死，最后一位律師救了你，但像你這樣事后被清算又活下來的人能有多少呢？

雖然影片的切入角度不錯，但也算是有些故意吹捧美式自由。四分還是能給的，外加一分給戈培爾的演技。最后導演也留了一個十分諷刺的小心思，就是在審訊完美國的軸心莎莉后律師還要去柏林為德國的同盟莎莉辯解，這么一看是否每個國家使用的戰時手段都一樣呢？當然還順帶用“三天”嘲諷了一下英國的民主制度。

如果還不能理解，那么全球化的當下，抵制外貨，華為式愛國，微博式愛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我非常討厭美式自由，就像是中式的酒桌關系一樣讓人討厭，但本片作為一部還原歷史的紀錄式影片還是值得肯定的。

這是一個令人心情沉重、深思深省，但結果又有一絲慶幸的庭審過程。英國審理同樣的案件只用了短短三天就判了極刑，由此可見當時的M國社會還是有理可述，還是富有包容的。大規模戰爭或者重大人為災難之后，對罪行進行清算是必要的，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1949年M國對軸心薩利當事人的審判，經這部《M國叛徒》的詮釋，清算也顯得并非那么正義了。電影讓觀眾見識到戰爭的另一個戰場，卻宣傳鼓動和心理戰領域。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是電影里戲份不輕的人物。這位畢業于多所名牌大學的飽學之士，加入納粹后，其才華得以變態式施展和極其邪惡的發揮，成為納粹體制的忽悠大師、謊言制造者，成為徹頭徹尾的騙子。他有一套理論支撐，那就是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更可信的力量，謊越大就越令民眾信服；宣傳如同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謊言重復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就會成為響當當的真理；民眾要比想象的蒙昧得多，宣傳的實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復；……就是讓民眾只能收聽德國電臺，就是要焚書，最后發展到焚人。 電影并沒有涉及到這些欺騙宣傳，只聚焦于戈培爾創辦的心理戰電臺，這個直接用英語對M國聽眾的廣播，主要目的就是瓦解M國與盟國的關系、懈怠M國軍隊意志。電影的主人公就是電臺的女主播吉拉斯，這位在M國成長而落得傷痕累累的女士，到德國后才尋到愛、感受到成就。祖國并沒有使她感受到溫暖，我們也不能要求每個國民都具有高尚的操守，普通人的思想境界只是茍活著，尤其是在戰爭年代。戰爭中沒有對與錯的界線，只有生與死的界線，只有求生的本能反應。從吉拉斯企圖用桌上的手槍向戈培爾開火那場戲可以看出，此時此刻所有人都醉生夢死般地活著，已長期處于這種置生死于度外的日子了。這需要何等的嚴酷環境啊，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就不要奢談了。 當政治大潮排山倒海時，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不能讓我們的損失和情感，遮避了我們的判斷力。艾爾.巴西諾扮演辯護律師，庭審辯護非常精彩，他引用了羅斯福夫人和海明威說過類似的話，那就是“永遠不要認為戰爭有多么的正義”。吉拉斯也是一個從人生艱難中闖過來的人，她從小就明白她自己并不漂亮、并不出色，每一次成功都意味著比別人更艱辛的努力。人性的弱點也會習慣于霸權、ZZ的淫威下，抱著自己可憐的利益而虛榮地活著。軸心薩利是一個組織，而不是吉拉斯一個人，更應該從思想上、從體制上進行清算。戰后大家都需要要療傷，我們不要再殺害一個企圖活下來的女人。愛國主義的外衣，很容易遮蓋私刑暴民的罪行。這個案件也是對M國社會的一次考驗，案件本身不會一下子使體制變得獨裁，但是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如果當時缺乏理智的話，這樣發展下去，社會的包容性終究會喪失。

剛上映的美國新片《美國叛徒：軸心莎莉的審判》故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很值得一看。豆瓣評分不高，僅有6.8，并不代表影片質量不行，畢竟顯示只有130人觀看過。二戰期間，一位名叫米爾德里德·吉爾拉斯的美國婦女，在德國電臺為納粹宣傳，她被美國大兵稱為“軸心莎莉”，戰后她被美國定罪為叛國罪，公訴人欲將其送上絞刑臺。但是在辯護律師的辯護下，陪審團僅以她面臨的10項罪名之一定罪，最終被判處30年監禁。1961年獲釋后，軸心薩莉成為俄亥俄州的一名音樂教師，于1988年去世。影片中大量臺詞會讓人品味，特別是阿爾·帕西諾飾演的律師法庭上最后陳述十分精彩。觀影過程是一個發人深省的過程，不僅僅是法官、不僅僅是陪審團，包括受到傷害和未受到上海的人都會掂量，女主是否有罪或者有多大的罪？女主該不該受到懲罰或者說該受到什么處罰？是不是必須剝奪她的生命？看這部電影，不應該僅僅著眼于藝術成就的高低。影片中對戈培爾臉部用光除了少數全陰影，大多數時候是用半邊光，表現戈培爾這個納粹宣傳頭目那種可憎的陰陽臉，他說的話似乎世界上有些地方還是這樣運用的。

這是一個令人心情沉重、深思深省，但結果又有一絲慶幸的庭審過程。英國審理同樣的案件只用了短短三天就判了極刑，由此可見當時的M國社會還是有理可述，還是富有包容的。大規模戰爭或者重大人為災難之后，對罪行進行清算是必要的，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1949年M國對軸心薩利當事人的審判，經這部《M國叛徒》的詮釋，清算也顯得并非那么正義了。電影讓觀眾見識到戰爭的另一個戰場，卻宣傳鼓動和心理戰領域。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是電影里戲份不輕的人物。這位畢業于多所名牌大學的飽學之士，加入納粹后，其才華得以變態式施展和極其邪惡的發揮，成為納粹體制的忽悠大師、謊言制造者，成為徹頭徹尾的騙子。他有一套理論支撐，那就是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更可信的力量，謊越大就越令民眾信服；宣傳如同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謊言重復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就會成為響當當的真理；民眾要比想象的蒙昧得多，宣傳的實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復；……就是讓民眾只能收聽德國電臺，就是要焚書，最后發展到焚人。 電影并沒有涉及到這些欺騙宣傳，只聚焦于戈培爾創辦的心理戰電臺，這個直接用英語對M國聽眾的廣播，主要目的就是瓦解M國與盟國的關系、懈怠M國軍隊意志。電影的主人公就是電臺的女主播吉拉斯，這位在M國成長而落得傷痕累累的女士，到德國后才尋到愛、感受到成就。祖國并沒有使她感受到溫暖，我們也不能要求每個國民都具有高尚的操守，普通人的思想境界只是茍活著，尤其是在戰爭年代。戰爭中沒有對與錯的界線，只有生與死的界線，只有求生的本能反應。從吉拉斯企圖用桌上的手槍向戈培爾開火那場戲可以看出，此時此刻所有人都醉生夢死般地活著，已長期處于這種置生死于度外的日子了。這需要何等的嚴酷環境啊，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就不要奢談了。 當政治大潮排山倒海時，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不能讓我們的損失和情感，遮避了我們的判斷力。艾爾.巴西諾扮演辯護律師，庭審辯護非常精彩，他引用了羅斯福夫人和海明威說過類似的話，那就是“永遠不要認為戰爭有多么的正義”。吉拉斯也是一個從人生艱難中闖過來的人，她從小就明白她自己并不漂亮、并不出色，每一次成功都意味著比別人更艱辛的努力。人性的弱點也會習慣于霸權、ZZ的淫威下，抱著自己可憐的利益而虛榮地活著。軸心薩利是一個組織，而不是吉拉斯一個人，更應該從思想上、從體制上進行清算。戰后大家都需要要療傷，我們不要再殺害一個企圖活下來的女人。愛國主義的外衣，很容易遮蓋私刑暴民的罪行。這個案件也是對M國社會的一次考驗，案件本身不會一下子使體制變得獨裁，但是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如果當時缺乏理智的話，這樣發展下去，社會的包容性終究會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