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與流血事件

我是說，這就是問題所在。從小家長一直告訴我：“這沒有發生，你什么也沒看見，你什么也沒聽到。” 你會怎樣做？你怎么能信任自己？怎么相信自己… 你怎么繼續相信自己？你怎么向全世界證明，你確實經歷了，你確實聽到了。這就是我投身攝影的原因。

「 Droll thing life is that mysterious arrangement of merciless logic for a futile purpose. The most you can hope for is some knowledge of yourself that comes too late —— a crop of unextinguishable regrets.」

生活荒誕不經，那些命運的詭秘安排出于殘酷的道理，只為一片虛無。我們唯能期盼對自身有所深覺領悟，而此頓悟來得太遲 ———— 徒留無窮無止的悔恨肆意滋長。

首先，電影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戰爭年代的故事，通過多角度的切入，展現了人性的復雜性和戰爭的殘酷性。尤其是對于女性的描寫，電影更是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到了戰爭對于弱勢群體的傷害，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上的。女性在戰爭中往往被視為弱者，但是電影通過女性角色的表現，向我們展示了她們堅韌的意志和無畏的勇氣。這種強烈的反抗精神，無疑給予了女性更多的尊重和關注，也讓我們更加珍視和保護自己身邊的女性。

其次，電影的表現手法也非常出色，通過導演的巧妙運用，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了角色內心的想法和感受。在鏡頭語言上，電影采用了多種多樣的手法，既有靜態的特寫，也有動態的運動鏡頭，這種多樣性不僅增強了電影的藝術感，同時也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了電影所想要表達的主題。

最后，電影的音樂也值得一提，音樂和情節的融合非常自然，讓我們更加沉浸在電影的氛圍之中。特別是電影中出現的主題曲，簡單而優美，歌詞中蘊含著人性的善良和美好，令人難以忘懷。

總之，《美人與流血事件》是一部非常優秀的電影，它通過深刻的表現手法，讓我們更深刻地了解了戰爭的殘酷和女性的堅韌。同時，電影也給予我們更多的思考，我們應該更加關注和呵護身邊的女性，讓我們一起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Regenerate response

創造者的精神世界注定要有差異的， 無論這種差異的根源來自哪里。 極度悲傷， 極度敏感。 那一張張幻燈片，竟然如此鮮活的，在動， 給你無線在想象。 一個個身體， 一個個眼神，穿梭在光影中， 南帶你走進了那個世界， 也走進了她的內心。 堅定的去做一件事情， 都不會簡單的。故事雖然講的是 4年的光陰南的斗爭， 而吸引我的更是那個時代，邊緣化人群里那個靈魂人士傳奇的一生。

#Curzon Soho# #LFF# #DocumentaryCompetition#

影片被分為不同章節，每章又以前后兩部分分別進行敘事，各章節的前半部分對焦于Nan Goldin的成長經歷及對各種社會框架的反抗，包括不僅限于，家庭，職業，生活，愛情，支持性少數和反歧視等，后半部分則著重敘述對于反抗藥企大家族的故事（這部分剛好之前看了《成癮計量》，也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劇里面也恰恰出現了Nan他們美術館靜默的視頻）。兩部分的割裂感還是蠻強的的，不過從前半部分的各種經歷也能加強對后半部分的認識。

前半段對于Nan人生回顧則使用的是照片回顧配旁白的形式，剛好也對應了Nan的職業，結合作品看，讓人物更加豐滿了。尤其是前期的易拍得還是用了切幻燈片的音效（后期的數碼就沒有），太用心了。后半段對于反抗的記錄鏡頭上多采用手持，真實感拉滿。但有一個非常不喜歡的鏡頭感是對其中兩個人物的采訪使用的手持快速變焦，帶有一種濃重的偽紀錄片質感，非常出戲。

配樂也是一大亮點，搭配上“所處”年代，讓前半部分音畫達成了一種同步。

影片以the Metropolitan Museum的行動開始，以在the Metropolitan Museum的擁抱結束，劇情上閉環完美。

最后送上之前在逛展看到的Nan的攝影作品和導演現場

奧斯卡獎項揭曉的那天，不是只有獲獎作品應該被書寫。《所有的美麗與血淚》雖落敗于《納爾瓦尼》，卻因為南·戈爾丁這個與帝國對抗的人，注定被疼痛記住。這里說到的帝國，是生產奧施康定的普渡藥業。

“是時候重新定義疼痛的本質了”。臆想虛妄的病癥，定義不必要的疼痛，試探規則的底線，人類為了達到目的甚至不惜摧毀他們原本信仰的事物。這便是普渡藥業及其背后的薩克勒家族明知奧施康定（OxyContin）具有強成癮性，卻仍將其推向全球時做的事。

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奧施康定在1996年上市，三年內就引發大面積藥物濫用，1999至2018年間，近45萬美國人因濫用阿片類藥物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奧施康定。

《成癮劑量》（2021）中三位試圖扳倒薩克勒帝國的檢察官并非獨行。著名攝影師、策展人、社會活動家南·戈爾丁不惜摧毀自己藝術作品的展臺，也要向導演了這一切的薩克勒家族宣戰。

戈爾丁用攝影凝固前所未見的瞬間，拿起極具破壞性的武器——藝術，在大都會博物館的丹鐸神廟下、薩克勒家族的資助地，在永久收藏自己作品的博物館前，投擲藥瓶、嘶聲呼喊、模擬死亡，以求能破壞身后那個令無數人上癮的藥品帝國，哪怕撕開那么一點裂口。

凝固風暴的人

從1973年在波士頓開幕的首場個展開始，戈爾丁便以攝影家、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身份活躍至今。本片選擇以戈爾丁某段時期的攝影作品或檔案鏡頭作為章節名——講述戈爾丁，當然是讓她的作品成為敘述者更加合適。

她最負盛名的攝影序列《性依賴敘事》（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必然是其中最有力的。這組戈爾丁在1979-1986年間拍攝的照片最初被作為幻燈片展出，后收錄在同名攝影集中，不斷更新內容，也在不同的節展上現身。

她們橫臥，仰躺；或凝視鏡頭，或毫不在意；有的睡眼惺忪，有的剛結束狂歡；仰賴于沙發床榻，也仰賴于被戈爾丁提煉出來的、80年代紐約下東區的城市生活。

但戈爾丁的創作生涯并非一開始就如此順利。也是時候邀請出另一位敘述者——是且只能是她自己。我們聽到她講述童年和少女時期被驅逐的經歷。學校、社區、父母和寄養家庭，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她停留。聲音來自當下，視線卻投向過去。在戈爾丁的早期肖像作品中，我們似乎可以讀出她初才掌握一門語言的羞赧。

對于青年時期的戈爾丁，說話并非必然，她甚至可以六個月不吐一個詞，因為拍照才是她的語言。彼時她使用一臺寶麗萊，相機成為了她的聲帶，“忽然間，我有了個性，它帶給我一種聲音。”

《所有的美麗與血淚》

攝影幫戈爾丁熬過恐懼、保護自我、傾訴不同。在認識好友大衛·阿姆斯特朗以后，她很快搬到劍橋，和大衛還有他的變裝皇后伴侶一起生活。在此期間，戈爾丁開始學習攝影，為變裝皇后們拍攝明膠銀鹽照片。她愛上女人也欽慕男人，并著手制作人生中第一部幻燈片。

《艾薇穿著秋天》（Ivy wearing a fall, Boston）也是拍攝于這段時期，它如今是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的永久藏品。變裝皇后lvy（常春藤）是照片主角，一種代表春天的植物也可以“穿著秋天”。在沒那么開放的1973年，戈爾丁在創作伊始便挑戰了性別固化印象。

在這里，我們也是第一次聽到戈爾丁承認她曾做過性工作者，比起在酒吧扭扭屁股跳脫衣舞，妓女的經歷“也太糟糕了”。但戈爾丁必須這樣做，“我得靠它來掙錢買膠卷”。

類似的糟糕經歷還有很多，但她都可以把它們兌換成影像。她被男友布萊恩打斷眼骨，眼睛近乎失明，照片成為了傷愈檔案，提醒自己和更多女性去說出被家暴的經歷。

在這些由肉體、欲望和虛無主義構成的圖像里，戈爾丁用無縫的凝視注銷色情的羞恥感，將個人痛苦轉化為對文化的沖擊，再把私人體驗變成政治風暴。

戈爾丁帶到畫廊和美術館的作品曾被盡數拒絕，世界還沒有做好準備接受這樣的作品：她們交媾，他們愛戀，她們和他們虛擲人生，但這一切是彩色的、艷麗的、震撼的。這份震撼由一位女性捕捉，如同風暴一般把大眾認知拋進激流，而同時代的男性創作者，不過還在沉迷豎版黑白照片罷了。

八十年代前后的美國，藝術的仲裁權掌握在男性手中。但戈爾丁不管這些，她自知站在風暴中心，但她就是要用手中的鏡頭破壞系統，止息流云，凝固風暴。

熟悉痛苦的破壞者

或許連戈爾丁自己也沒有想到，對奧施康定發起的抗爭會成為一場戰役。她因手腕疼痛去尋求治療，醫生給她開了奧施康定，她因此形成依賴，飽受毒癮折磨。此時她在《性依賴敘事》中拍過的很多友人已經不在人世，他們大多死于毒癮或艾滋病。為此，戈爾丁在策展《見證：反抗消亡》（Witnesses: Against Our Vanishing）中擔任了這些病癥的見證者，她想要讓他們被看見。

奧施康定當然需要為此負責。《成癮劑量》詳細描述了薩克勒家族將這種藥推向世界的步步為營。他們利用“緩釋系統”的說辭，給這種第二類麻醉劑做不致上癮的宣傳；創造“爆發性疼痛”和“假性成癮”的話術，來幫助醫生給患者加大劑量、翻倍銷售額；資助所謂的“疼痛學會”，只為了讓專家為“中度疼痛也需要治療”的說辭站臺；他們甚至和藥監局之間締結了潛規則，吸納為奧施康定批準特別標簽的柯蒂斯·萊特，進入到普渡藥業擔任高管。

話術并不會改變數據。在奧施康定以前，從未有二類麻醉劑宣稱不致上癮；奧施康定投入使用后的地區，均出現暴力、賣淫、自殺、遺棄案例激增的現象；人們甚至會搶劫處方藥店，只為了獲得更多的奧施康定。

《成癮劑量》

薩克勒家族抓住了“疼痛文化”的關鍵。為了推廣一種藥品，他們不惜制造一種病癥。你甚至能在其中見識到一些反本能的景觀。在美國，薩克勒家族通過游說“緩解疼痛能讓人們重拾幸福生活”重新定義了阿片類藥物，那些曾經謹慎使用阿片類藥物的醫生，甚至落入不給患者開止痛藥就不人道的困境。而在德國，奧施康定的推廣則遭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人們認為，疼痛是治療疾病的必然組成部分。你如何看待這種藥品，在于你如何定義疼痛的本質。

戈爾丁熟悉疼痛，它貫穿了她的整個人生，從姐姐芭芭拉自殺時就與她相隨，2006年的《追魂》（Chasing a Ghost）便是戈爾丁應對這道創傷的方式。年代與家庭掠奪了姐姐的生命，給戈爾丁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也令她成長為系統破壞者。從這段童年經歷步入戈爾丁的作品，或許就能理解她作品中的狂熱為何總是讀來哀傷，她影像里的生命為何每每包藏著毀滅。

于是戈爾丁來到了她的戰場。她建立了名為疼痛（PAIN）的反薩克勒家族小組，決定從她事業的前哨站——博物館發動戰役。這里的許多展廳寫著薩克勒家族的名字，畫作因為薩克勒的資助而能擺在這里，學習中心被收納到他們的系統中。藝術場因此成為某種意義上的黑市，幫助洗去鈔票上的鮮血，使得薩克勒家族搖身變為美國最大的慈善家族之一。

《所有的美麗與血淚》旁觀了這些戰爭。勞拉·珀特拉斯的鏡頭宛若戰地記者，穿梭在藥瓶、橫幅、處方箋和幸存者之中；戈爾丁發起的戰斗劈開了金錢帝國在博物館中搭就的版圖，搗毀了薩克勒以藝術之名修建的戰壕。

《所有的美麗與血淚》

當藝術界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選擇拒絕薩克勒的捐贈時，世界也就離戈爾丁索求的真諦更近了一步——維持真實的記憶。不管那記憶是關于姐姐的美麗與血淚，還是還原上癮者的疼痛和麻痹，又或者白色藥片下的真實。正如戈爾丁說的那樣：“真實的體驗是有味道的、骯臟的，并不會包裹在平淡的句號里。”

那是在戈爾丁體內燃燒著的百萬只蠟燭，味道刺鼻，蠟油斑駁，燭火可以焚毀一切，也足以摧毀骯臟的東西，只為讓我們看見真實。

奧施康定

（原載《NOWNESS》）

從第一分鐘就開始喜歡的一部紀錄片，19年之后再看到任何占領公共空間的行為就會想落淚，尤其當大家突然在博物館躺下的時候，好像心上震了一下。

喜歡開頭高登說 “To live is not making your life a story but collecting true moments. True experience, unlike stories with simple ethics, includes moments you do not want to include in your life.” 她從不回避自己有些痛苦、甚至尷尬的經歷。我最近覺得忍受尷尬是比痛苦更熬人的經歷，高登都還是盡力坦誠地讓我們看到了自己。

喜歡她把鏡頭作為自己的語言，這是偶爾失語的她最穩定的聲音。喜歡她永遠在反叛卻又時常木訥的表情，喜歡她神經質卻溫和的眼神。

姐姐芭芭拉一輩子與社會規訓對抗，不滿二十歲自殺，心理醫生留給她的評語中說：“She sees future,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好像在說現在的我，二十出頭，知道一切之后的幸福都有代價，甚至自由也是，高昂無比，卻又還尚未經歷那些生活被血洗的時刻，戰戰兢兢、卻又滿懷希望地生活著。

看完決定四月份和顧生說清楚的時候，要請他幫我拍照，我要透過手機的攝像頭看向他的眼睛，告訴他這幾個月我的心情，攝影就是有這樣神奇的能力。

最后就想問牛津一句，咱們博物館和圖書館什么時候能把 God damn Sackler 除名，搞快點，不然我們是什么？垃圾陳列場嗎？

《美人與流血事件》在威尼斯電影節影展期間并不是一部討論度很高的電影。前有甜茶參演的《骨及所有》、諾亞鮑姆巴赫和亞當德賴弗再度合作的《白噪音》、凱特布蘭切特的《塔爾》，《美人與流血事件》作為一部紀錄片，在眾星云集的劇情片面前實在是談不上有什么吸引力。以奧施康定為爭議中心的影視作品在最近兩年層出不窮，偏偏還一部比一部拍得好，相同的主題很難再引發觀眾的好奇心。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低期待，才讓《美人與流血事件》的成功超乎了所有人的觀影預期，成為了本屆電影節的冷門金獅贏家。

周六下午，《美人與流血事件》在威尼斯麗都島的電影宮里完成了它全球首映。隨著影片最后一行字落幕，燈光點亮了座無虛席的電影宮，觀眾起立、歡呼，紛紛轉向了坐在觀影席中央的勞拉·珀特拉斯和南·戈爾丁，以及她們的團隊成員們。這位68歲的藝術家略帶羞澀地起身向觀眾表達謝意，她目光如炬，嬌小的身軀和一頭紅棕色的頭發在人群中顯得格外矚目，一如紀錄片里所展現的那樣——脆弱且尖銳的矛盾體。電影的片尾曲尚未平息，仿佛成為了一個聯結熒幕敘事與現實體驗的橋梁，從影院四面八方涌來，將觀眾的情緒從攝影鏡頭中的南·戈爾丁牽向了真實世界的南·戈爾丁面前，掌聲經久不絕。

勞拉·珀特拉斯的《美人與流血事件》是威尼斯電影節九十年的歷史長河中第二部獲得金獅獎的紀錄片。此前，她曾憑借《第四公民》榮獲奧斯卡最佳長紀錄片，她在該紀錄片中協助并記錄了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控丑聞的始末。《美人與流血事件》則以南·戈爾丁針對美國薩克勒家族的抗議活動為契機，記錄了這位藝術家充滿爭議的創作歷程和她動蕩不羈的一生。

美人之死

1965年，12歲的南·戈爾丁面臨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場離別：與她一起長大、關系親密無間的姐姐芭芭拉，以臥軌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芭芭拉的性格前衛、飛揚跋扈，在保守的60年代勇敢公開自己特殊的性取向，讓南·戈爾丁在童年初期就能夠用更具包容性的視角看待世界。姐妹兩人出生在一個傳統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中，離經叛道在父母眼中成為了家族之恥，種種不符合傳統期盼的行為都被視為動搖家庭權威的潛在威脅。失序家庭引發父母憤怒的應激反應，進一步壓縮了孩子們的喘息空間。在度過了極其壓抑的幾年之后，芭芭拉選擇了自殺。

在南·戈爾丁面前，父母對芭芭拉之死閉口不談。12歲的南·戈爾丁無法理解姐姐沒有緣由的離去、無法理解父母隱瞞真相似是而非的態度、無法理解如何填補失去至親的情感缺憾。芭芭拉的死亡成為了南·戈爾丁一生都在試圖解開的謎團，童年記憶卻隨著成長崩離消散，曾經發生過的真實生活細節在記憶的不斷重構中開始變得愈發模糊，她逐漸失去了對姐姐的真實記憶。童年僅存的幾張家庭照片成為了南·戈爾丁留戀姐姐、證明曾經的快樂回憶真實存在過的唯一證據。

離開家庭以后，攝影成為了南·戈爾丁治愈自我的出路。她希望通過攝影，記錄生活的真相、留住生命中陪伴過她的每一個朋友。她像個攝影的癮君子一樣不停地拍攝，脫離父母掌控以后的生活，就像是一場針對壓抑童年的空前絕后的報復行動，一意孤行地依照自己的意愿而活。在紀錄片中，南·戈爾丁用她沙啞低沉的嗓音，波瀾不驚地述說著她的過往，一張張紀實性的攝影作品像幻燈片一樣緩慢切映，她既是影像的拍攝者，同時也是影像的參與者。她善于抓取朋友們最松弛的一面，每一張照片都像是生活中不經意的驚鴻一瞥。

自80年代以來，南·戈爾丁就開始用幻燈片的形式展出她的攝影作品，配以地下音樂和她的念白，共同組成實驗性的“幻燈片影片”。勞拉·珀特拉斯在紀錄片中借用了同樣的表現手法，剪輯了南·戈爾丁拍攝的上百張照片和影片，結合藝術家大段的念白，巧妙地用南·戈爾丁式的敘述口音自述了她自己的故事。

相對于其他類型的紀錄片來說，藝術類紀錄片有著獨特的優勢：視覺材料豐富、觀賞性佳，而藝術家的人生經歷多少都帶點戲劇性的色彩，想的比畫得多，說的比做得好，文本內容不亞于視覺內容的吸引力。這些素材使得藝術類紀錄片大多都能編織成一個視覺性和故事性俱佳的電影。唯一的問題是，藝術作品觸動現代觀眾的方式過于迂回，欣賞古典藝術是在觀測歷史，欣賞當代藝術則需要撥開概念的迷霧才能品鑒出一絲抽象觀念，它們都需要觀眾具備一定的學識與觀看經驗，無法像通俗作品那樣可以輕而易舉地觸動大眾的內心。這導致藝術類紀錄片的觀影體驗在大多數情況下更像是在看科教類紀錄片，很難產生如劇情片一樣的強大感染力。《美人與流血事件》的精妙之處在于，南·戈爾丁的攝影作品有一股讓人身臨其境的力量，身體坐在威尼斯冷氣十足的影廳中，靈魂卻出游在紐約80年代的燥熱潮濕的地下俱樂部里。影片中藝術家的所有自述像是在與觀眾進行面對面的交談，好似南·戈爾丁在你面前攤開了她的相冊，一頁一頁地向你介紹她的痛楚與歡樂，讓觀眾陪著她一起忽喜忽悲。

流血事件

南·戈爾丁在70年代拿起相機開始攝影生涯時，“拍攝自己的生活”并不會被人當作真正的藝術作品來看待，風景、靜物、紀實、肖像攝影才是當時的主流。南·戈爾丁習慣用相機記錄生活中的傷痛，或許因為隱忍傷痛是人無奈的本能——在經歷過足夠多的傷害以后，我們會失去抵抗的沖動，安慰自己疼痛終究會隨著時間消弭殆盡。1984年，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以后，南·戈爾丁遭受了男友的毆打，以至于她的左眼差點失明。她拍攝了一系列身上傷痕變化的照片，收錄在影集《性依賴敘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中。

當這些照片被放大在寬銀幕上，每個觀眾都被迫觀看被放大細節的淤青時，直面暴力的恐懼感席卷全身。一切疼痛最終都會像淤青那樣，在忍耐中由青變紫、由紫變黑、接著所有的顏色逐塊褪去、漸漸恢復成健康的皮膚顏色。淤青是一個注定會消失的標記，拍攝淤青實際上就是在捕捉傷痛——趁它在記憶的洪流中溜走之前。

《美人與流血事件》里最重要的敘事線索是南·戈爾丁與美國薩克勒家族抗爭故事。勞拉·珀特拉斯破壞了傳統的線性敘事結構，將抗爭故事分割為若干章節，以藝術家的成長軌跡為時間線索穿插其中。電影伊始，導演有意讓觀眾看到了一個無比強悍的南·戈爾丁形象：她躺在紐約古根海姆的地板上，帶領其他社會運動者高喊激烈的口號“薩克勒撒謊，老百姓死亡（Sacklers Lie, People Die）”，白色處方單如雨一樣從美術館上方撒落，覆蓋在裝成尸體的社會運動者身上。他們的身邊滾落著藥瓶，標簽上齊齊寫著：奧施康定。

頗具爭議的是，作為亞文化的踐行者，南·戈爾丁過去的許多攝影作品都因為與毒品文化有關而遭人詬病。她曾經帶著她的相機和《性依賴敘事曲》影集進入康復中心戒毒，被工作人員當場沒收，因為“可能會引起他人的吸毒沖動”。抵抗運動與成長經歷的交錯敘事，在觀影過程中反復顛覆著南·戈爾丁對毒品和成癮藥物的態度。她在熒幕上時而是一個正義的社會運動家，時而又變回了叛逆的、沉溺于毒品和酒精的少女；時而是無所畏懼的女斗士，時而又變回了兩性暴力的受害者；極具反差感的敘事手段，把南·戈爾丁塑造成了一個多面卻令人不解的形象。

在紀錄片后半段、南·戈爾丁于90年代的蛻變經歷將劇情推向了高潮。90年代的艾滋病流行帶走了她身邊的眾多好友，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直面死亡的重重打擊，如同童年時代芭芭拉的死亡對她造成的痛苦一樣。使用未消毒的針頭進行毒品注射是當時引發艾滋病大規模傳染的誘因之一，南·戈爾丁決定戒毒。時間快進到2018年，一個個藥物受害者拿著他們已故家人的照片走上街頭，加入抗議的隊伍，發出吶喊。一位憤怒的母親在鏡頭前講述自己不到10歲的女兒因為“每個四小時服用一次奧施康定”的簡單處方離世；一個絕望的中年男人在線上法庭的窄小視頻框里陳述他破碎的家庭。意外死亡隨著年代的跳轉，由遠及近地逼近我們所身處的時代，她讓我們發現，死亡其實是一件離我們很近、很簡單的事，它可以是一次注射、一句謊言，可以是一句話的處方，也可以是幾片聽醫生的話才吃下的止痛片。它離我們也很近，悄無聲息地摧毀一個人豐滿、或者還來不及豐滿的一生，并且讓更多的人永遠生活在痛苦的壓抑中。

而當我們再回頭看南·戈爾丁在童年面對的第一次死亡時，才會發現導演混淆南·戈爾丁成長經歷與抗議活動的敘事的真正用意： 正如薩克勒家族否認他們蓄意開發的藥物導致了一場大屠殺那樣，南·戈爾丁的父母也同樣不愿意承認家庭就是致使芭芭拉自殺的元兇。芭芭拉的死亡是一場無法逆轉的傷痛，她無法再回到過去，抗議父母的壓迫；如今作為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她選擇站出來防止悲劇的繼續。

根據南·戈爾丁所述，本片名稱《美人與流血事件》取自于精神科醫生給芭芭拉開具的診斷書中的一句話：“她看到了未來，以及所有美與流血事件（she sees the future and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相比目前的中譯名《美人與流血事件》，我更傾向于將這里的“美人”指代成一切包容性的“美麗事物”，那些所有的令他人恐懼，卻讓她們更強大的事物。女性藝術家對流血與疼痛常常有著復雜的情感，她們既想按壓疼痛分泌出創作靈感，又不想成為一個徘徊在自己痛苦怪圈里的女人。南·戈爾丁就是一個樂意向大眾展示自己傷口的藝術家——她所有不堪的、墮落的一面，每一個流血的傷口都有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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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影評精簡了描述情節的部分，劇透版影評可見理想家公眾號：威尼斯電影節爆冷門！南·戈爾丁與她的《美人與流血事件》